28.参加高考

　　父亲是带着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贴本，冒着7月里的毒日头，拖着中风后尚未痊愈的身子一瘸一拐地倒了三部公交车去的。不料这位营教导员外出公干了。父亲一连去了三天，天天坐等到当日的夜半时分才疲惫不堪地回家。最后一天总算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看了我的见报作品，又详细问了我的情况，说，我们会通过有关工业局进行政审以后再通知他本人的。

　　一切均发生得那样突兀那样令人措手不及。有一天清晨，当我做完最后一个大夜班，去楼上汏浴间冲洗完毕去食堂用过早饭以后，笃悠悠准时在早上6点钟下班走出厂门口的时候，突然被门房间门卫叫住了，他把一份通知递给了我，连连对我说不好意思，又说是厂里头头关照等我夜班做出放班时交给我，关键是不能影响厂子里的“抓革命，促生产”。我接过通知一看，呵呵，要命了，当天上午8点整——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后，请我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在轻工业局会议室举行的戏剧文学专业书面考试！怎一个“晕”字了得！但正因为如此，走进四川中路33号轻工业局会议室的时候，我可算是第一位报到的好学生。

　　上午考试的课目是文化知识，内容忘了，早已还给了那间会议室。下午的考试至今记忆犹新。老师在墙上挂出了一幅宣传画，名曰《鱼水情》：墙边摆放着一溜排的军用跑鞋，对面地铺上是一排入睡的解放军战士；灶台旁，一位小女孩在全神贯注地往军用水壶里灌水，身后门帘低垂……

　　考试的要求是，用散文或诗配图作文。尽管连着做了六个大夜班，尽管被文化知识的考试折腾了一上午，但心中的创作激情还是蛮汹涌澎湃的，因为这是久违了的高考呵！在考试时间快到点的时候，我居然涂鸦出了一首叙事诗——这可是小说与诗的连体结晶呵，心中别提那个有多得意了！于是十分自豪地抬起头来向那幅宣传画瞪了一眼，忽然就傻大叉似的定格在那儿一动不能动了！天哪，我怎么会犯下了一个如此致命如此低级的错误——夜班综合征的头昏脑胀加头晕眼花，竟然将影影绰绰勾绘在门帘后面一位提着热水瓶的老大娘给看走了眼，漏掉了，没有了……要改，要彻底修改！可是，监考老师收卷了！我慌忙向老师说明原委，老师只是笑笑，说，我们会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的文学水平的……呜呼，我考砸了，理所当然地考砸了……这是1972年的夏天。一个苍白着脸的季节。

　　大学梦的延续故事发生在6年之后，1978年夏，重操旧业报考戏剧学院，而且来了个双料头——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一起考！其实这中间却有个讲究：上戏复试的日期和中戏初试的日期重叠，均在同一天。私下里的小算盘是，若能参加上戏的复试，就放弃中戏的初试。报考的当然是同一个系：戏剧文学系。

　　那时候，我和袁诗人王小平等人天天一下班就聚在一起复习得不亦乐乎，不到夜半三更决不回家！什么古希腊三大悲剧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什么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什么莎士比亚易卜生歌德席勒曹禺郭沫若等等。依稀记得，袁诗人还制作了很多小卡片，颇有做学问的腔调，而我，却差劲得很，统统记在了一册练习簿上。

　　领取准考证的要求很简单却有效：请把你发表的作品挂号寄来，审核合格便奉上准考证。于是，我很快收到了这两家大学的准考证。不，中戏寄给我的信封上印制的红色字体极为黑色幽默，赫然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背面印着地址：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大跃进路三条；准考证编号为2095。不料，好学的袁诗人却被拦在了门外，因为他是422代训的，要四川单位出证明，这简直是要命的事体，最后连准考证也没拿到。

　　我考上戏的成绩应该还可以，进入了复试的大名单。但听监考的老师说，人数太多，估计还要刷掉一些。当时因结婚已经调房搬到了弄堂里了，一位邻居大姐听说了我考上戏，自告奋勇地去找她那在上戏做老师的亲戚帮忙打听。隔了一天，消息来了，说我被拿下了，理由是我已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