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第一死因。据《2015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平均每年新增癌症人数312万人，每年因癌症去世的人数高达270万人。及早判别肿瘤的良恶性、明确恶性肿瘤的分类，对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方法和预后意义重大，而这一切都有赖于高质量、精准的病理诊断。病理科医生就像是医院里的“法官”，为患者“断案”，出具病理报告，帮助临床医生确认下一步治疗方案。

　　走进病理科：病理≠化验

　　在病理科的操作间，桌子上放满了白色的标本袋，旁边的水池中放着类似案板、菜刀之类的东西。不少人会疑惑，难道是走进了厨房？其实，标本袋里装的都是从手术台上送下来的人体组织。这些组织浸泡在10%的甲醛溶液中，包括甲状腺、前列腺、卵巢、肝脏、胆囊等各式各样的器官切除物，病理科医生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标本“入档”，做初步的处理，称为“取材”。由取材医生将标本进行切块，经过脱水等几十道程序做成石蜡标本及切片，用于后续对肿瘤细胞或病变组织的“断案”工作。这里处于诊断患者病情流程上的“后方”，鲜为人知，以致于让许多人，甚至同行都不熟知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工作。有人称他们为“切肉”医生，以为做的就是简单“粗活”；而对于患者来说，这里似乎就是做化验的地方。

　　其实不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病理科学科带头人侯英勇教授介绍，病理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的原因、机制、发展规律以及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代谢变化和病变转归的一门学科，被视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在医院里就称为诊断病理学或临床病理学。“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将病理称为“医学之本”，病理诊断常常通过活体组织检查或尸体剖检，来回答临床医生不能做出的确切诊断和死亡原因等问题，国外将病理医生称之为“doctor's doctor”，也就是“医生的医生”。

　　安静、甚至是寂静——这是病理科给人的第一感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病理科主任李斌谈到，很多时候，与病理科医生交流都很难感受到他们有明显的情绪波动，性格大多沉静。而这一切，都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做病理科医生，最怕的就是心浮气躁，个人的情绪波动很可能会影响观察与判断。”李斌解释，很多情况下病理医生需结合临床、实验室检查、B超、影像等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集中精力、心静平和才能客观公正地做出正确诊断。

　　病理诊断如同法官“断案”

　　病理科医生的工作并不简单，“取材”是病理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对取材后的标本进行脱水、浸蜡、包埋、切片、染色。在这些常规的步骤中，切片尤其重要。肿瘤如何切、切多少，决定着病理诊断报告的准确与否。对病人来说，犹如生死判决书，由不得毫厘之差。一般而言，肿瘤的切片只有4微米。对甲状腺微小癌的病理切片有着更苛刻的要求：0.1毫米的都要看到。取材完毕制成切片后，这些切片全部都被放到病理科医生的显微镜下“阅片”。

　　人体是否出现了病变？出现了哪一种病变？是炎症还是肿瘤？是良性肿瘤还是恶性？病理科医生在“阅片”过程中进行病理分析，最终就要给病人下“判决书”了。一般的诊断分为3层，第一层是通过病人的症状、体征来判断，比如通过测量体温判断病人是否发烧；第二层则是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比如血常规、尿常规、拍片等，来进一步了解患者的身体出了哪些问题；第三层，则要通过病理学来做出诊断，也是“终极诊断”。“目前为止，病理诊断被视为带有宣判性质的、权威性的诊断。”侯英勇教授说道，“当然，病理诊断也不是绝对权威，更不是万能的，也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固有的主、客观的局限性。”

　　疾病在不同年龄、性别的病人甚至是同一个病人身上的不同部位都是千变万化的，有些复杂病例在当时可能得不出明确诊断。病理切片或蜡块要求在病理科保存至少十五年，随着医学发展和一些分子诊断技术不断应用于临床，十年前仅通过显微镜观察做出的病理诊断，如今通过免疫组化或基因检测看可能就需要重新认识。病理医生的诊断要尽量避免差错，经验的积累对病理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病理科医生，远比其他临床科室的医生成熟时间长。”

　　对于出具诊断报告的时间，李斌主任指出，一般来说病情较急的病人需在24小时之内；住院病人在3-5天左右；而对于快速冰冻切片，半个小时以内就必须完成所有步骤出具诊断报告。“像甲状腺癌、卵巢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这些术中送来的标本必须在半小时内出具诊断报告，前方还在等待我们的诊断结果，确定下一步手术、治疗方案，容不得一秒懈怠。”

　　不仅能诊断，还能辅助治疗

　　侯英勇教授介绍，病理科拥有技术员和病理医师两类人员。其中，技术员的工作职责是将各种标本制成供病理医师观看的切片，病理医师则负责阅读切片，并作出诊断。如今，肿瘤专科多学科团队合作（简称MDT）诊治模式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中。多学科诊疗模式源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即由来自普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放射科、病理科、内镜中心等科室专家组成工作组，针对某一疾病，通过定期会议形式，提出适合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继而由相关学科单独或多学科联合执行该治疗方案。在整个团队中，病理科医生与其他临床医生处于同等的地位，病理科医生的意见对于诊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手术和内科治疗方案的制定。

　　而随着医学发展，如今的病理学不仅仅能够做出基本的诊断，还能够对病情进行分期。此外，还能辅助肿瘤治疗。比如可以做肿瘤细胞的图像分析，将肿瘤细胞各种参数做计算机分析；比如可以做组化和免疫组化检查，这项检查可以用于肿瘤分型、预后判断、治疗参考；通过细胞DNA自动检测分析，可用于肿瘤尤其是宫颈癌的普查和早期诊断。

　　数字化远程“云”平台助力精准医疗

　　受益于上海徐汇区-中山医院医联体的组建，上海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徐汇云医院疑难病理远程诊断中心在徐汇医院建成。今后，在徐汇医院就诊的患者，相关疑难杂症重要病理切片等资料不必“长途跋涉”送到病理医生手里等待诊断结果，通过先进的数字化切片扫描系统处理后，以“可视数据”的形式传输到“徐汇云医院”诊断平台，而后由目前国内最大的病理专家库上海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数分钟内就可得到专家库一流专家的会诊意见。

　　病理诊断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传统的病理诊断模式是，病理医生获得病理切片后，通过显微镜观察组织和细胞的形态和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结果。这就需邀请病理专家过来或将病理切片送给专家才能获得诊断结果，既费时又费力，且优秀病理专家是稀缺资源，不可能召之即来。要解决这一资源缺口问题，一方面是要重视病理医生的培养，另一方面，在还没有能力迅速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下，“互联网+”和数字化病理技术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带来了机遇。

　　通过“徐汇云医院”平台，疑难病理切片无需病理医生在高倍显微镜下反复“纠结”观察，仅需用高精度扫描仪扫描，将光学图像变为可传送的数字图像（即高清可视数据）快速上传到平台，平台上的病理专家收到图像后，诊断结果在数分钟至数小时即可给出。如遇到“更疑难”的病理切片，复旦临床病理诊断中心会组织全国一流专家进行再会诊，并在第一时间出具报告。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诊断准确率，也大大降低了患者医疗成本，减少患者或家属为了病理诊断而奔波于不同医院之间。“徐汇云医院疑难病理远程诊断中心”不仅融入了数字化病理信息，还通过与区域医疗信息化系统的信息交换，整合了患者的病史信息和医学影像资料等。它不仅提供远程诊断服务，还为医院及各地医务人员提供线上线下病理基础知识和高级培训、远程病理读片会和在线病例讨论等高端服务。

　　■专家简介

　　侯英勇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病理科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病理科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病理基地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临床病理质控中心分子病理工作组组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临床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国抗癌学会淋巴瘤专委会第一届病理学组组员，上海市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病理专科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消化系统疾病学组（筹）委员。《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第六届编委，《BMC Cancer》杂志编委，《中华病理学杂志》专家。

　　从事临床病理诊断和研究20余年，掌握常见疾病的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常见肿瘤的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熟练将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和分子病理技术运用到疾病诊断中，尤其是肿瘤病理诊断中，擅长消化道肿瘤、软组织肿瘤和淋巴造血系统肿瘤的病理诊断，擅长分子病理诊断。

　　参与制定“中国胃肠道间质瘤诊断治疗共识”，“中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检测专家共识”，获科技成果1项，申请专利授权10项。建立了基于12项指标评估胃肠道间质瘤生物学行为的方法；高产组织芯片和高产细胞芯片制作方法；新型人源化食管癌、胃癌和大肠癌动物模型，将临床病理诊断与科学研究充分结合。

　　李斌 副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病理科主任

　　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专业，获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硕士学位。在高校从事多年病理学教学、科研及临床病理诊断工作，病理基础理论扎实，经过多年三甲医院病理科的磨练，诊断经验丰富。

　　熟练掌握HE染色、特殊染色、免疫组化、尸检等常规病理技术及原位杂交、FISH、基因重排等分子病理学技术。近五年来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12篇，主编教材1部，以副主编及编委身份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教材2部，主持省市级课题5项，获市级科技进步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