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基远，新中国成立之初任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上海解放前夕，他受命做了大量地下工作，负责国民党民政系统的秘密接管和组织工作。其子屠新建将父亲一生数度潜伏的故事做了梳理。

　　商务学徒 《简报》总编

　　1937年，父亲屠基远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读大专。在商务印书馆，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阅读进步书籍。1938年他到夜校教语文、地理，到莘莘夜中学为青年职工讲课，课本是鲁迅翻译的《小约翰》，并运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结合抗日战争的形势教中国地理。同时父亲还到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专修班上夜校，在那里认识了朱介瑾（从苏州来上海求道的，后来成了我母亲）、沈孟先、宋超等同志，到社会主义专科学校去听课，认识了方行、韩述之等同志，并积极在商务印书馆的青年中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在张祺、徐文蔚等的领导和介绍下，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上级领导张祺同志也在场。同时，他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党支部负责人。1939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同人会（工会），父亲先任监察委员会主席，后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出版了工会刊物《瞭望》。他们组织年轻职工学习进步书籍和文件，宣传抗日革命的道理。有了党的领导，工人们逐步懂得了斗争的政策、策略，同资本家作斗争，要求承认工人的组织和政治权利，增加工资，从而取得了自从大革命（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工人群众扬眉吐气。其间父亲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党员，其中有凌炯、金尚俭、朱介瑾等同志。

　　1940年，党组织调父亲到江苏省委所辖上海市委工人委员会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他虽然离开了商务印书馆支部，但社会职业还是在商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的工人运动，组织关系由市委直接领导。市委联系人何振声（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告诉父亲，工作很重要，主要是专管工人运动的秘密宣传刊物的编辑、印刷、发行工作。父亲领导两个编辑小组，一个发行小组。其中编辑组最得力的是纪康（曾任中央国际联络部处长），还有一组是两个老同志，发行组都是工人同志，来自电车公司、纱厂等，负责人是法商电车公司的。他们编辑出版并发行了地下党的秘密刊物《劳动》等，内容主要是报道工人运动（如香港中华书局罢工事件、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斗争）以及时局形势教育，同时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名义发表了不少支援工运斗争的声明等。1940年下半年，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为扩大宣传，决定办一个可以公开发行的工人运动刊物。1940年11月，父亲担任中共江苏省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宣传委员，负责出版工人运动的公开读物《简报》。

　　《简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刊物，党组织提供一定的资金、稿件和发行渠道，要求公开发动进步群众的力量。经党组织决定，利用新闻专修科一批同学关系，发动大家来办一份为工人服务的小型报纸，并作为学习新闻的一个实践基地。推沈孟先为社长，父亲任总编辑，纪康为发行部经理。编辑内容也有分工，父亲编国际新闻，纪康编国内新闻，沈孟先编副刊，宋超、韩白、何训良等人参加写作编辑，杨焱负责印刷工作，其他不少人参加了发行事务工作。1940年母亲朱介瑾入党后，也参加了《简报》的编辑工作。

　　为了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简报》用一版来介绍政治知识，刊名《天地人》，专栏则有《新世界》《点将台》《测字摊》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通俗讲座，同时兼顾职业青年、学生的需要，每期有一版，轮流刊登《青年》《妇女》《店员》《卫生》《读书》《生活和学习》等栏目。又有副刊《茶馆店》，发表工人的意见和文化娱乐文章。

　　父亲觉得这样的办报过程，也是学习磨练的过程。编辑新闻要阅读多种报刊，用政治观点去分析，常常一边编写，一边学习。为了编辑《测字摊》《点将台》，他和纪康经常去书摊找资料。母亲朱介瑾在学校宿舍的被窝里，用手电照着查找资料，编辑《妇女》《卫生》专刊。沈孟先编《茶馆店》，为推敲诗歌和民谣，常常弄到深更半夜。

　　《简报》从1940年11月创刊，开始发行为三日刊，后曾改为周刊，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一共出了79期，发行量达到5000多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之后才停刊。

　　打入敌营 准备起义

　　上海完全沦陷后，地下党组织部分同志撤出上海到达南京。父亲化名屠吉安，也到了南京。组织上指示他打入日寇华中铁道系统，但由于日寇控制很严而未果。随后他经党组织的安排，转道苏州参加“江苏省财政厅”训练班，潜入敌人内部展开地下工作，成为敌伪派往各县的财政专员。 

　　苏州也是我母亲的家乡。为了革命，母亲朱介瑾放弃了震旦学院的学业和在上海谋职的机会，回到苏州以开诊所为名，从事地下工作。

　　1943年3月26日，父母在上海结婚。婚礼在祖父工作的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举行。前来庆贺的朋友来自各个方面，有共产党，有国民党，还有敌占区的汪伪汉奸，父亲的领导老闵也来了，坐在祖父母的酒桌上。大家互不认识，相安无事。老友凌秋钧因印刷界出事时差点被抓，正在找组织去根据地，听到消息也来了，被父亲邀到昆山工作。但让父亲大吃一惊的是，被日本宪兵队抓去的徐文蔚也来了。他良心发现，暗告父亲：“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快离开上海。”热闹的婚礼上，其实暗流涌动，惊险无比。知道有叛徒出卖，父母被迫草草结束婚礼，立即由上海返回苏州，住在苏州北栅头，任何人都没有告诉。这里也成为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张祺、李干成、闵一凡等领导都来过。

　　1944年夏，党组织委派张祺、李干成同志到苏州家中，通知父亲去根据地参加政治学习。父亲终于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根据地。学习还没有结束，党组织就指定刘长胜同志找父亲谈话，派父亲带一些同志回白区组织城市武装，准备迎接抗战的胜利。父亲欣然接受了重任。城工部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组织武装力量。父亲组织了屠传泗、屠振青、朱钟麟等亲戚朋友搞枪械。后来，父亲把枪支都交给了新四军。日本投降后，联络员老潘带来消息，城工部领导都已经到了上海，一切工作要向上海方面请示。于是父亲立即赶往上海，看到马路边电线杆上贴出了地下党的标语：“欢迎上海市市长刘长胜！”当时，中央曾计划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占领上海。

　　但是几天后，在北海路18弄7号我祖父的石库门房子家中，张承宗向父亲等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鉴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已准备了大批飞机空运军队到沦陷区，加上大批汪伪汉奸投靠国民党，我党准备改变战略方针，重点巩固华北，进军东北。因为江南一带是国民党的根基所在，他们一定会拼命争夺上海，所以，我们要避其锋芒，放弃在上海搞武装起义的计划。当前的方针是在城市搞群众运动，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苏州的同志撤回上海，地下工作仍要继续下去。这时，我二姐出生，取名为“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