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1937年10月，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上海调往延安。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是父亲与毛主席交往最密切的时光。他们除经常见面交流哲学问题，还留下三封书信，父亲与毛主席也因此结下了深深的“哲学情”。

　　父亲刚到延安时，延安举行欢迎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并让每位同志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当父亲介绍到自己时，毛主席满面笑容地对父亲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最近你有新的著作吗？”据郭化若等人回忆，毛泽东当时还曾开玩笑说：“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呀！”得知父亲半年前刚出版了一本《哲学与生活》，毛主席又风趣地说：“能否借我拜读呀？读完一定完璧归艾。”大家都笑了。欢迎会后，父亲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主任教员，兼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席。父亲在抗大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艾教员”。

　　一天，父亲正在备课，通讯员跑来告诉他，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要他亲自去取。信取到后，一看到信封上那豪迈飘逸的字迹，父亲就知道这是毛主席写给他的。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毛主席当时对《哲学与生活》这本书的内容抄录有19页之多，父亲为红军领袖的“礼贤下士”之风而感动。并且主席还对父亲的著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摘抄中做了详细的注释。当晚，父亲便应邀到毛主席的窑洞拜会了主席，两人海阔天空，促膝长谈，直到第二天拂晓。

　　1938年1月13日，父亲又收到了毛主席派人捎来的第二封信：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白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父亲按毛主席的意思，去跟梁漱溟先生谈了，并且一谈就是好几天。谈完以后，梁先生非常高兴。父亲当时只是个28岁的青年，能跟梁先生这位国学大师谈得如此融洽，让我不得不惊叹父亲知识的广博。不过从这封信还可以看出，父亲曾提醒主席，对红军战史进行哲学概括。

　　就在同一天，父亲收到了毛主席写给他的第三封信：

　　思奇同志:

　　瞿惠文(医生)、郭化若(军事编辑部主任)两同志各提出了一点哲学问题，付你一阅，阅后还我。

　　兴国调查如看完了请还我，如未，放在你处，只不要失掉了。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当年，毛主席与父亲经常为延安红军的文化建设和时局走向彻夜长谈，其后直到父亲辞世，这种情景没有再现过。

　　跟毛主席交往的这些事，父亲从未跟人提起，就算跟母亲王丹一也很少提及，但父亲把与主席通过的信都妥善地保存着。1946年，胡宗南突袭延安，党中央撤离时，父亲把信和手稿交给母亲，嘱咐她一定要妥善保管。20世纪60年代，母亲到荣宝斋装裱这些书信，被曹轶欧（康生妻子）发现。她提议公开发表，但被父亲拒绝。父亲对母亲说的只有四个字：不可招摇。“文革”期间，母亲怕这些资料丢失，就把信件和其他资料放在一个木箱里，转交给了张雷平少将。张将军把资料箱空运至大西北的“两弹”基地。“文革”结束后，虽然张将军已去世，但托他保存的资料原封未动地交还给了母亲。中央党校复校时，时任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要抓紧时间抢救党史资料，母亲便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正式交给了党中央，现保存在革命历史博物馆。

　　“艾教员是九品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做了一名普通教员。

　　新中

　　国成立之初，父亲被邀请去给全国政协的委员们讲课。当时这些委员都是资深的民主人士，像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范文澜、侯外庐、李木庵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政治经历，而且博古通今，学识渊博，如果给他们的课讲不好，就会影响党在民主人士中的威望，所以父亲认认真真备课，经常准备到深夜。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需要了解中共哲学理念的科学性，而哲学本身涉及广泛，所以父亲的学生和听众来自党内外及社会各个阶层，文化水平差异很大，所提问题也五花八门，因此课外辅导学生消耗的时间，经常超出正常课时。父亲一生治学严谨，每次答疑解惑，谦和而耐心，务求使对方收获于心。他每日备课至深夜，卯时又练太极拳，以便能支撑超负荷的工作量。

　　父亲是北大的客座教授，常被邀请去北大和清华讲课，父亲“三进清华园”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但其中也有一个小插曲。父亲在讲“矛盾的对立和统一”问题时，曾提出基本粒子仍然可分的命题。既然矛盾是普遍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那么按照矛盾的普遍性，电子虽然被称为“基本”粒子，但仍是矛盾的统一，即仍是可分的。这在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因为当时有很多实验都证明电子是最基本的粒子，已经不可能再分，所以大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艾思奇不懂自然科学”。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的结论是正确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基本”粒子可分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父亲虽然是一位哲学家，但他的本科专业却是自然科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已经开始讲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他不仅参与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是中国科普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西方的哲学都来自于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父亲认为东方哲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清华大学的人们不了解，其实父亲早已站在墨子的立场上来解读西方科学，所以才能提出粒子无限可分的观点，而这种认识与西方哲学不谋而合。

　　父亲自幼受祖父的教诲，对中国古代哲学多有涉猎，其中尤重墨子的实践观。不仅如此，他对各国宗教也深有研究。他的哲学思想是在学贯中西、沟通古今的丰厚学养基础之上构建、提炼而成的，因此上海的学者朋友们曾送给他“百科辞书”的绰号。

　　正当父亲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变故还是发生了。大概是1953年，陈伯达兼任马列学院副院长。有一天在食堂，他走到父亲的面前，竖起一个小手指头说，艾教员是九品官，意思是说，你的职位比芝麻官还小，玩笑中带有明显的威胁和嘲讽。在那个政治敏感的年代，以党内第一秘书和理论家的身份，这样的玩笑绝非儿戏。陈伯达说父亲就是靠一本书（即《大众哲学》）吃饭，并且这本书错误百出，翻开任何一页都能找到错误，从此各种流言开始出现。父亲便在他们组织的批判会中，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只希望尽快解脱，以便尽快回到教学岗位。其实父亲早就说过，《大众哲学》是他在年轻时写过的一本书，幼稚之处在所难免，也正因如此，所以他一直在不断修订。这件事出了之后，父亲被迫开始检讨，并承诺“以后再也不写这种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与青年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也就此取消。从1953年到1978年，《大众哲学》也没有再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