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友达达来访，赠我一只新老式咖啡壶，是他刚从网上购得的，价人民币89元，不贵。

　　何谓新老式咖啡壶？就是壶盖上有个小空心玻璃球，咖啡煮沸了会在球内扑腾，怀旧族未能忘情的那种老式咖啡壶，经过改进，壶身放大，外观增美，看上去新式，实质上仍然老式是也。

　　我85岁生日时，女儿送我一台最新式的全自动咖啡机，就是《杜拉拉升职记》里杜拉拉经常在休息室使用的那种，碾磨、压粉、装粉、冲泡一次完成，只要按一下电钮，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就送到手里了。开头也着实喜欢过一阵，但慢慢地就嫌它体型太大，清洗不易，更要命的是，一按即得，反而失去了原先那种自己动手磨咖啡的情调乐趣。新式机器的优点在老年人那里竟然变成了缺点！这大概就是“代沟”的一种表现吧，实在太辜负女儿的一片孝心了。

　　我和咖啡已有80多年的姻缘。我父亲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时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他回国时据说什么也没带，只带回满满一皮箱各种品牌的咖啡豆。那时还没有电动磨豆机（至少我家里没有），豆是由老保姆抓一把放在一只特制的小铁臼里用小木杵捣碎研磨成粉末的。幼小的我在一旁看得手痒，抢着要做，保姆就让我也来两下子，慢慢地，磨咖啡豆的任务一大半就由我来完成了，而磨好的咖啡粉就是放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种老式咖啡壶里煮的，我至今犹能回忆父亲边下围棋边喝咖啡，我趁他全神贯注下棋从他杯里抿上一口就赶紧跑开的情景。年龄稍大一点，我就担当起为家中来客煮咖啡的任务，煮好以后当然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喝咖啡的“萌芽时期”。

　　大学毕业后进美国影片公司的那几年，是我喝咖啡的“鼎盛时期”，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在南京西路沙利文咖啡店里会友，谈工作，写电影文章。那时来沙利文和我一起喝咖啡次数最多的是冯亦代和姚苏凤。冯先生绅士气度，每次都坚持自己付账，姚先生总是打完网球匆匆赶来喝上一杯，外加一块蛋糕什么的，吃完抹抹嘴用浓重的苏州口音说声谢谢就走了。我也从不在意，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有意思了。除了在咖啡店喝咖啡，在家里也同样喝得起劲，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喝四五杯，但是和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一天喝40杯特制的浓咖啡比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时的咖啡不若今天袋装而是听装，我常喝的有绿听S·W和红听希尔斯兄弟两种，而煮咖啡的壶依然是父亲遗留下来的那只老式咖啡壶。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喝咖啡的“痛苦时期”，那时进口咖啡早已绝迹，国产CoPoC咖啡也时有时无，到后来买CoPoC咖啡竟然不是为了咖啡，而是为了附送的两斤糖票，买了白糖好给孩子补身体！那时流行一种纸包的鹅牌咖啡，四四方方一小块，外面裹一层薄薄的糖粉，味道苦苦的，我总疑心那不是真正的咖啡，而是炒焦的大麦粒。此外，四川北路德大饭店还把煮过的咖啡渣晒干出售，八毛钱一斤，居然还要排队买，我也去排过两次队。

　　七十年代形势稍有松动，亲戚从香港给我们寄来一袋雀巢速溶咖啡，外加两斤太古白砂糖。速溶咖啡是1960年在日本发明的，当时在内地尚鲜为人知。乍饮之下，只觉得奇香扑鼻，通体舒泰，有一种两腋生风，飘飘欲仙的感觉。速溶咖啡在今天已无人稀罕，穷乡僻壤都有它的踪影，但在当时它确实解过我的馋，救过我的命。记得有一次我和张芝等几个人到表姐（表姐夫是赵四小姐的哥哥）家去玩，表姐正好也收到国外寄来的一瓶速溶咖啡，她满面春风地把咖啡在众人面前展示一周，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因为货源有限，每人只许喝一小杯，只有汶弟（她叫我汶弟）例外，可以喝一大杯。她深知我嗜咖啡如命，才破例赐我一大杯，但由此也可见速溶咖啡在当年是何等珍贵稀罕之物。表姐今年103岁了，每天犹一如既往地喝咖啡看晚报，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她如果看到这篇小文，一定会开颜大笑，感慨万千的。

　　我喝咖啡喜欢加糖和奶（三花淡奶），认为惟有这样才能使咖啡的色香味臻于极致。对于酷爱 “清咖”的朋友，我是抱着敬畏之心，敢恭维而不敢仿效的。我生平只喝过一次不加糖和奶的咖啡，那是在1966年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大难不死，从医院坐三轮车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紧闭门窗，烧一杯浓到极点的咖啡，破天荒第一次不加糖和奶就皱着眉头喝下去。咖啡苦，心更苦。

　　改革开放后是我喝咖啡的“复兴时期”，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咖啡已进入千家万户，真正大普及了，我自己当然也躬逢其盛，不但喝过的名牌咖啡不可胜数，就连煮咖啡的器具，什么虹吸式、滴滤式、蒸气压力式……统统都有。但是，父亲留下来的那把老式咖啡壶，尽管陈旧不堪，玻璃球已换过好几个，却始终发挥着它散发咖啡浓香的独特作用，在我心目中，它永远是我的最爱。我要把它当做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