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上午九点多钟，杨华生夫人宋小琴女士打电话告诉我：“老杨走了，刚刚走的，八点四十五分……”

　　我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安慰的话为好，急忙中只有一句：“杨师母，你自己多多保重吧！”

　　放下电话听筒，我默坐了一会，心情稍微有点不平静，但并不怎么感伤，因为这是意料中的事，或早或晚都会发生。报上公布杨华生的终年是95岁，如果以我国传统算法，则是96岁，称得上是位长寿老人了。

　　据我的回忆，杨华生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身体还是蛮好的，尤其耐不住寂寞，凡是他认为好玩的地方都要去，譬如几家京剧票房，他按期必至。轮到他唱了，则当仁不让，唱少了还觉不过瘾。但是到了他将近九十的“当口”，就明显地让人发觉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以前好了，反应也开始迟钝了。据说一次有位住在杨浦区的朋友（好像是郑传本律师，已故）在他家附近举行京剧演唱会，杨华生也去了。演唱会结束后到另一个地方去吃晚饭，杨华生一出门，不知怎么就脚下一软，跌倒在地。可见年岁不饶人，这是你再狠也犟不过去的事情。

　　之后不久，杨华生就住进了医院，而且是长年住在里面，这确实保证杨华生多活了好些年。但有制度约束的医院生活又让一向散漫惯了的杨华生感到不自在。听说开头两年常常吵着要回家，后来又听说动不动要闹别扭。有一次护士要来给他吊针输液，不知怎的，老头子忽然发起“梗劲”来不肯吊。过了半天，又想想自己有些理亏，至少不应该跟护士小姐发脾气，再经别人一解说，又肯吊了。

　　有时他也出来吃顿饭，或是朋友请他们夫妇，或是他们夫妇请朋友。我参加过一两次，见他气色倒是不错，就是闷闷的，说话少了。记得是前年11月份那次聚会，席上，除非人家同他搭话，否则他就闷声不响地眼睛望着大家，好像在听，又好像心里在想些什么。究竟想些什么，他不说，别人也猜不出。一个吃了六七十年“开口饭”的人竟然不大开口了，前后对照差异如此强烈，令人怅然。我想这也是一种人生的“质变”，在预示着什么。现在明白，他要走了，终于走了！

　　每个人都要走到这一步。但在“文革”时期，有人却巴不得甚至逼着杨华生早点走上这一步。杨华生吃尽苦头，偏偏就不走，偏偏又经历了一段辉煌之后再归于平淡，才寿终正寝。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顺应自然的“解脱”，给人留下无尽的思念。

　　说到“解脱”，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已经故去六七年的孙曜东先生。孙老出身于安徽世家，祖上在清代做过大官，他本人也曾有财有势，煊赫一时。但他喜爱结交朋友，对当年的梨园界，输纳尤多。昔日梅兰芳从香港乘飞机回上海，他是前往接机的友好之一。我认识他比较晚，是在拨乱反正他的生活重又获得安定之后。我们可谓一见如故，虽不常见面，但电话常通。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不肯就医，总是说“我希望解脱了。”果然一天晚上他睡下去以后第二天就没有醒过来，舒服安详，不知不觉，终年96岁，古人说的“羽化而登仙”，其境界想来也不过如此吧。

　　现在的高龄老人真多。我大难不死，居然也活到耄龄之列，想想还真有点莫名其妙。这些年似觉无聊的老人生活过下来，又体会到一点，即“解脱”并不限于最后的眼睛永闭，眼睛睁着活着也何妨渐渐“解脱”起来，守住两条：不管闲事（也轮不到你管），少生闲气。不要说是外面的，就是家里的事，自有老伴做主，我服从就是。我只管好自己，尽可能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习惯了一个人的安闲自得，直到彻底解脱，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