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遵照指示，立即动笔起草协议草稿。双方的各主要关注点都在脑子里，只需加以整理、条理化即可。

　　经中方说理坚持，协议的题目定作《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在“香港新机场建设”后面添加“及有关问题”五个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说，从今往后，过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宜中英双方都要商量着办，参照新机场建设的模式办。

　　这一晚，鲁平主任和我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翌日即6月30日——离英国交还香港还有整整6年的清晨5时，我轻轻敲开他的房门，把漏夜清稿后打印端正的谅解备忘录中文草稿报送给他。他心情特别好，笑吟吟地把一首熬夜挥就的词《卜算子》送我先睹为快：“雨扣榻前窗，风扰伊人觉，已是深更夜静时，何事争相报。晨起万空晴，鹊雀声声早，只见青遍柳树梢，方晓春之到。”

　　鲁平审阅了谅解备忘录草稿之后，即于7时以“特急件机要专送”上呈中央领导。9时许，李鹏总理审阅后呈报江泽民主席审批，江主席于10时批复同意。与此同时，我和外交部条法司和翻译室的同事们，与英方代表团成员、外交部香港司司长包雅伦率领的小组一起，逐字逐句地完成了核对谅解备忘录草稿中英文本的工作。接到中央批复后，鲁平主任和柯利达特使在长长的谈判桌两头，在一式两份的中英文本的每一页的边沿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厅里弥漫着香槟酒的香气。

　　柯利达举着高脚酒杯，对鲁平微笑说：“您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鲁平还以微笑说：“您也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这是几天来我第一次看见英国特使露出笑容，尽管他冷峻，但是能让对方起敬。

　　令人感慨的是，不久前从香港报纸一篇介绍李光耀新书的文章中得知，柯利达爵士晚年生活艰辛，得了糖尿病，还失去了双腿，和老伴独居于伦敦租来的寓所，没有佣人和看护。李光耀先生探访了这位剑桥校友，不胜欷歔。最近又获悉，这位亲历中英谈判，为中英两国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已于2010年1月逝世。

　　1991年9月3日，李鹏总理和英国梅杰首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继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另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重要文件，场面庄严隆重。

　　回顾近8个月新机场建设谅解备忘录的谈判过程，用鲁平主任的话说“像老太太买菜一样锱铢必较”，是为了给特区政府多留财政储备。我们从英方最初预算的50亿港元一点一点往上争取，最终达到了250亿，再加上约700亿的土地基金，特区政府将会有1000亿港元家底，可以放心地“开张”了。

　　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表明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达成了共识，而且也为两国在过渡期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宜如何进行合作强化了重要原则。此后，两国关于香港财政预算案编制、公营事业专营权甚至防务交接等一连串重要谈判都是以此为依据，依仗这把“达摩克利斯剑”谈成的。

　　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当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下成立了中英机场委员会，共同推进新机场建设。中方的专职委员是胡厚诚，胡委员工科出身，曾在江苏省扬州市委担任要职，后调任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待人诚恳、率直，行事严谨、智慧，就在澳门任满准备返回家乡江苏的时候被国港办鲁平主任延揽麾下，随即派往香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代处常驻。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英方本应及时向机场委员会提交新机场建设的财务安排方案，但却迟迟没有动作。在中方不断催促下，英方直到1992年3月才拿出了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方案——短短半年多，英方的新机场成本预算已从洽谈谅解备忘录时的986亿港元上升至1122亿港元，并且还冒出了225亿港元的“或有负债”概念，可能将给未来特区政府留下高达730亿港元的债务。说穿了，英方还是想大洒金钱。

　　4月23日，鲁平主任在国港办开会研究，陈滋英副主任、王凤超司长、中英机场委员会胡厚诚委员和我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