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民国时期的电影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有个桥段，大致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商界大佬，在豪华的派对上，声称要把上海的大闸蟹用飞机空运到陪都重庆，接着，他的手掌在头顶上划了一条弧线，洋洋得意地说：这叫，大闸蟹乘飞机——凌空八只脚。

　　这个镜头令我难忘。须知在民族存亡之际，抗战形势不容乐观，然而达官贵人“隔江犹唱后庭花”，居然动用可以运输紧缺物资的飞机来运大闸蟹！正应了民间那句沉痛之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当时我还真是有点不相信，难道那几只大闸蟹就能把人馋成这样？

　　战争硝烟吹散之后，空运大闸蟹不再受人讥弹，比较令人熟知的便是香港同胞（恐怕大多为苏浙沪籍人士）每到食蟹季节，总要重帑购买空运而来的大闸蟹，聊解思乡之情，以致上佳的蟹源，多数出口，成为一道风景。后来日本流行起吃大闸蟹来，他们自恃有钱，大肆刮购，大闸蟹的身价又被炒高了一截。最近与不少台胞接触，颇为惊诧，“大闸蟹”已然是他们口中的热词，以“满城争说大闸蟹”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吃大闸蟹”成为了一件极其时髦的事情。不过，工薪阶层虽然也爱拿大闸蟹说事，但毕竟收入有限，不过是作画饼充饥之想、望梅止渴之念而已。是故，苗栗县的县长，听说我是“老上海”，拉着我的手兴奋地告诉我：过几天就到上海，和海洋大学的水产专家谈合作，要在当地开发大闸蟹养殖产业。

　　据说，台湾原先是有大闸蟹的，但并非全部来自大陆（由于两岸交通阻隔，或从港澳转口），而是来自德国、英国、荷兰等地。这就怪了，大闸蟹乃是中土特产，关卿何事？原来，上世纪初，有艘德国轮船泊在上海吴淞口岸，不料，江里的几只小毛蟹顺着轮船的排水口钻入船舱下的蓄水池，竟随船“偷渡”到了德国，从此“封妻荫子”，壮大队伍，又辗转到了西欧其他国家。前一阵我看到一则报道，说德国莱因河里的大闸蟹总有几百万只，泛滥成灾，成为“生物入侵”的典型，当局束手无策，深为头痛（此处不妨啰嗦一句，德国小蠊也曾偷渡肆虐中土，大闸蟹尚能食用，拉动GDP，蟑螂行吗）。我想，和同时看到这则新闻的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替德国人出谋划策，一定会拍着胸脯说“搞得定”，比如返销中国啦，组团到英伦作食蟹之旅啦，等等。

　　洋人岂不知蟹是好东西，青蟹、梭子蟹、帝王蟹（蜘蛛蟹）之类他们何尝弃之如敝履！只是怕麻烦罢了，饮馔中诸如卸甲、拆骨、挑刺的干活，全无耐心；更有认为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是极不雅观的。所以，大闸蟹太小了，收拾起来极为不易，故只能任它“横行霸道”，徒唤无奈。

　　他们的这一懒，注定其口福浅薄啊！原先中国大部，一如洋人，视大闸蟹若无睹。然而近些年来，情况大变。前年我到河洛一带旅游，郑开公路绵延几十公里，两边路灯下大张旗帜，均为销售“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之广告。想想那里的人哦，吃条黄河鲤鱼还怕刺破喉咙，现在居然动起大闸蟹的脑筋来，怎么就不担心满地找牙！

　　新疆人是否喜欢吃大闸蟹我不清楚，我只看到有不少卖大闸蟹的店招。去喀纳斯要经过布尔津，那里竟然也打出了供应阳澄湖大闸蟹的广告。我帮他们计算，按九雌十雄的吃蟹规矩，彼间能够吃到上品的大闸蟹，恐怕已到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季节。“围着火炉吃大闸蟹”，味道怎样，真是无法想象！有一年一帮朋友到崇明，县办主任请吃饭，叫来一位“养蟹大王”作陪。承他相告，他已把崇明蟹养到新疆去了。这就坐实了我看到的现象。可见，大闸蟹“横行”到边疆，并非出于“援疆”，而是市场所需。

　　有个简单的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一点情况，莲花岛养蟹专业户周老板每年发往北京的阳澄湖大闸蟹，占了他全部销量的百分之三十。他最远的发货地点竟是内蒙古。看趋势，北京：吃烤鸭皮和掰大闸蟹脚会并举；内蒙古：风吹草低见牛羊，牛羊底下是大闸蟹，是常态。

　　最最滑稽的是，我的几个北方朋友。原先他们对于大闸蟹，敬而远之，若有人家馈赠，往往一抱拳说声“谢了”，即转送给我。近年来，他们吃蟹技术大有长进，竟吃上了瘾，不大再有如此慷慨的“施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