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人民日报 （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