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受启发的王扶林立刻向孟启予建议，第二次“笑的晚会”也采用这种方式。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为此，“大播”的观众席上搬进了五六张大圆桌。演员和观众围坐桌边，站起来就能表演，坐下即是观众。

　　以前固定在舞台前的摄像机，现在被架在了圆桌间的空地上。另有几台摄像机，身后拖着长长的电缆，在观众席间游走自如，既跟拍节目，又把观众的反应全部摄入。

　　彩排的时候，电缆在地上滑来滑去，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行走，以免被绊倒。 

　　其时，20岁的赵忠祥刚进台不久，是播音组的第一个男播音员。在无从打发的大把闲暇时间里，他常跑来观看文艺组的彩排和演出。他清晰地记得，这是第一台改变了以舞台为中心的传统形式的晚会。 

　　这一新颖的形式，被1983年的首届春晚继承了。“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春晚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隔了中间这20年的时空。”赵忠祥肯定地告诉记者。 

　　游本昌饿晕在台上

　　1962年1月20日晚，演员们陆续到位。 

　　“大播”门口聚集了很多人。第一次“笑的晚会”效果太好，不少内部人慕名而来，但因没有入场证，通通被守在门口的两个武警战士拦了下来。 

　　副导演金成穿过人群，走进了二楼的导演室。导演室仅能容纳三四人，桌上摆放着几个监视器，播放着场内的实时画面。他紧盯着屏幕和手头的操作台，准备镜头切换。他一直没敢喝水，生怕因内急而不得不离开操作台，发生直播意外。 

　　中央实验话剧院29岁的青年演员游本昌早早就来到了“大播”，走台做准备。23年后，他因演艺生涯中第80个角色——济公而家喻户晓。但当时他当主演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常在晚会上表演一些滑稽节目。这次，他的节目是一段诙谐魔术《两个手指头》。

　　节目塑造了一个上海的大魔术师形象。“魔术魔术，上头打个马虎眼，下头搞点鬼。这位先生，你说我的外套有点鬼？那好，我把外套脱了。这位小姐，你说我的袖口有问题？那好，我把袖子撸上去。”游本昌绘声绘色地对记者学起了50年前的节目，平翘舌音不分，十足的上海官话。 

　　说完开场白后，魔术师会“随机”向观众中的一位女士“借”一块手绢，说：“你看，这是我的食指，一个手指头，我用手绢遮起来，再打开，哎，两个手指头！”游本昌开场前已经找好了托儿：评剧演员新凤霞。 

　　但刚说完热场的小节目，正待进入正题，游本昌突然一脑袋栽在了摄像机的底座上。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包袱，连导演王扶林都不例外，等着他站起来说下一句话。几秒过后，游本昌依然没有反应，王扶林急忙让金成切掉了镜头，要求下一组相声演员立刻上场。 

　　游本昌告诉记者，他是饿的。当时，每个月只有23.5斤粮食供应，再加12块桃酥和12块奶糖，他几乎从未有过饱腹感，加之工作强度大，才会在演出中晕倒。他被送到医院，脑袋上缝了几针。 

　　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直播的继续，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四大须生》、马季和郭全宝的相声《笑一笑》和谢添的小品《变脸》等10多个节目依次进行。 

　　晚会的压台戏是群口相声《诸葛亮请客》，由常宝霆、朱相臣、郭全宝等表演。失街亭的诸葛亮命令众将士出战，将士不肯，要求诸葛亮请客。正无计可施，一名将士姗姗来迟，他还没吃饭，手里提着一包高级点心。诸葛亮便借花献佛，每位将士分到一块点心后，满意而去。饿着肚子的迟到者反而没有分到，苦着脸无可奈何。

　　晚会大获成功。据统计，观众之多，仅次于1961年4月9日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转播。那次比赛中，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首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 

　　不和谐音也出现了。一位负责人指出，《诸葛亮请客》是讽刺当时的粮食政策。 

　　不过，大多数评价还是正面的。因此，台里要求文艺组在同年国庆再办第三次笑的晚会。 

　　“吃鸡”再上春晚 

　　因小品收效显著，第三次笑的晚会中，相声比重降低，小品上升为重头戏，茶座形式依然延续。晚会依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金成担任副导演。 

　　金成每日坐着公交车在北京城里穿梭，到处找喜剧演员。他再次找到游本昌，却发现游已经因营养不良住进了医院，肝脏肿大，全身浮肿，用手一摁就是一个坑。不过游本昌还是帮着策划了一个小品，讽刺公交车上不肯让座的年轻人。 

　　1962年9月30日，第三次“笑的晚会”以国庆晚会的形式播出。 

　　开场白“笑有各种笑……”是主管台领导孟启予亲手写的，由侯宝林表演，拉开了晚会的序幕。接下来，陈强表演了从延安时期就保留下来的活宝节目——《光棍哭妻》。

　　北京人艺演员表演了配乐合唱《老北京叫卖组曲》。这是话剧《龙须沟》的副产品。当时，导演焦菊隐要求在幕后安排各种小商贩的吆喝声，以增加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为此，英若诚带领几个青年演员走街串巷追踪小商贩，模仿其吆喝声。后来又增添了话剧《茶馆》和《骆驼祥子》的幕后叫卖声，成了当日人艺的保留节目。 

　　晚会的高潮是无实物哑剧表演《吃鸡》：一个人在啃一只半生不熟的鸡，吃了一半被骨头卡住了，他费尽心思去抠带着鸡毛的骨头。最后，侯宝林上台，从他的后领里拔出来一把鸡毛掸子。表演笑翻了全场。 

　　这个节目的创作者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王景愚。他参加了彩排，但直播那天，青艺恰好要公演话剧《抓壮丁》。王景愚的角色没有B角，分身乏术，无法参加晚会。杜澎救场如救火，代他表演了这个节目。 

　　晚会播出后，原以为观众的好评会更强烈，没想到寄来的信中却有不少尖锐的反对之声。一封署名“愤怒的观众”的来信称，这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而且，还是在国庆前夕，在“外宾云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播出的。 

　　很快，短暂的文艺小阳春被“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风雨欲来所代替。 

　　1963年11月，北京电视台在检查1962年以来播出的文艺节目时认定：第二次笑的晚会有些节目不该播出，较突出的是《诸葛亮请客》；而第三次笑的晚会，大部分节目都有问题，思想内容不健康，表演也很粗糙。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中，笑的晚会更被上纲上线为“毒草”。《老北京叫卖组曲》成为了怀念旧社会的证据，黄宗洛表演的讲“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被认为是讽刺三年困难时期。《吃鸡》则遭到了最多的批判，被创造性地解读为“吃鸡拔‘毛’”，主创王景愚差点被打成了反革命。梅益和孟启予都遭到了批斗，王扶林和侯宝林陪斗。 

　　“文革”结束后，孟启予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由北京电视台更名而来）的副台长。王扶林则转向电视剧创作，在1987年导演了经典版《红楼梦》。

　　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在导演黄一鹤、邓在军（当年为文艺组成员）和策划人侯宝林、马季（都参加过笑的晚会）的一再鼓励下，心有余悸的王景愚终于同意参演。 

　　隔了21年的时空，《吃鸡》再次让观众笑出了眼泪。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