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始终想着群众

　　七伯、七妈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房，最早是清末摄政王载沣为自己修建的，没有完工清朝就覆灭了，以后北洋军阀、民国政府当做办公场所使用，一直没有好好修缮。伯伯和七妈入住时，房屋已很破旧了：地面是用砖铺的，很多地方已经破裂，门窗也有裂缝，尤其是地面潮湿，影响到伯伯有病的关节。到了六十年代初，他俩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几年。秘书何谦请示有关部门后，在七伯外出期间，对西花厅住房进行了简单的修缮，主要是修补了漏风的门窗，地砖换成地板，将木板床换了一个弹簧床。他没想到，伯伯回来发现后，少有地发了火，改住在钓鱼台临时住所，坚决不回家，连陈老总去劝也不听。

　　一次，我和尔均去钓鱼台见伯伯，那天在座还有一些人，一道吃饭时，伯伯亲切地说：“在军，今天你七妈不在家去广东从化疗养了，你也姓邓，就代表她坐在我旁边吧！”我俩看伯伯的情绪还好，为了缓解他因装修西花厅一事引起的烦恼，便趁机劝他说：伯伯，您平时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财产，西花厅这个房子已经相当破旧了，这是历史文物，简单地维护一下，也是保护国家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没什么大错，您不要再生气了。伯伯点了点头，认真严肃地说：你们讲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并不是反对做简单的维修，问题是现在修缮的过了些，你们要懂得，我是国家总理，如果我带头这样做，下面就会跟着，还有副总理，还有部长，这样一级一级地照样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西花厅这样的房子，不用装修也很好了嘛！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嘛！很多群众还没有房子住。改善群众生活，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他问我们有没有读过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尔均回答看过，还应伯伯的要求，背诵了诗中最后的几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伯伯说，对嘛！你们再重温一下这首诗，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生气。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伯伯让秘书把新换的床还回去，吊灯拿下，窗帘摘掉，才搬回西花厅。为西花厅的修缮，他还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做了检查。

　　1960年3月的一天，伯伯通知我和尔均去他那里。我俩有些奇怪：以往凡是工作时间伯伯一般不会找我们的。当我们进了西花厅，卫士说，伯伯在等你们，等一会儿还要与公安部领导谈事。见了伯伯后才知道，原来是事关这年3月某天北京发生的一起大案：有人冒充伯伯的批示，伪称为西藏活佛进京诵经招待事宜，从中央人民银行骗领了二十万元人民币。这在那时可是一大笔巨款！公安部已把案件的经过和伪造的总理批示印发各单位进行清查，我们也已看到了原件。伯伯说，今天我主要想问一下，据你们看，案犯伪造的签名像不像我的字？我俩回答：这个伪造的签字嘛，据我们看，也像也不像：如果不熟悉的人看起来可能像，我们熟悉您的字，一看就不像。伯伯说，这就对了嘛！我们有些人就是迷信领导，一看是周总理的批示，就连最基本的程序都不顾了。这样大的一笔款项，完全应该按制度办事，逐级请示，认真查对核实再办理嘛！这件事，既暴露了我们制度上的漏洞，又暴露了思想上的问题。伯伯又问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后你们单位是怎样做的？我们说，现在正在发动群众，逐个排查发生案件的当天下午每个人的行踪。伯伯说，这个办法好！做任何事情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说到这里，公安部领导来到了西花厅，伯伯和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后来知道，来人是公安部的杨奇清副部长。

　　总理去世

　　1976年元旦前后的日子里，在病痛折磨下，恩来伯伯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随时可能会离我们远去。由于保密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我们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有人讲，亲人之间有时会发生某种心灵感应。我不知道是正好碰上了这种感应，还是纯属巧合，1月7日，我突然犯病了。

　　我的胃从没闹过毛病，这天却疼得厉害，无法忍受。干校派人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可能是胃穿孔。最终同意保守治疗：打点滴。

　　第三天是1月9日，胃不那么疼了，医生给我拔掉了输液管。我不知道的是，恩来伯伯这时已感觉不到病痛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走完了他无比辉煌壮丽又极度艰难曲折的人生。

　　凌晨四五点的样子，病房突然出现干校来人，给我一份尔均发来的电报：“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七妈嘱在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

　　就像晴天霹雳。看了电报，我整个就跟触电一样，全身都是麻的，瘫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多年来，恩来伯伯非常爱护我，临终了，却没能见上一面，而且还不能去北京向他老人家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这让我怎么也想不通，伤心万分。

　　幸好，干校领导还不错，决定送我回京治病。这就给了我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我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这可是特例。

　　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北京医院举行的。医院太平间旁边，有个不大的房间，伯伯的遗体就安放在这里。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我们这些在京的亲属，按通知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在伯伯面前呆了二十来分钟后，就有人催促我们离开。

　　鲜花和松柏丛中，伯伯紧闭双目，静静地躺着。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无比爽朗的笑声了，再也不能得到他充满睿智的教诲了……我悲从中来，痛彻心肺，泪眼模糊，真想扑上去大哭一场。

　　长眠中的伯伯，面容清癯，双颊凹陷，灰色中山服松垮地搭在瘦削的身躯上，体重骤降到只有六七十斤。我痛心地想到，仅仅十年前即“文化大革命”之前，七伯虽然年近七旬，依然魅力四射，风采过人；同实际年龄相比，依然显得那样年轻。尔均说过，伯伯同他初次见面的那一年是48岁，但看上去不过30左右。我1955年初次见到的伯伯，当时57岁，看起来也只有40出头。

　　出了告别厅，外面已经排上了长长的告别队伍。

　　在最后向伯伯遗体告别时，一直高度克制自己悲痛的七妈，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七妈万分悲伤地说：“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伯伯遗体火化时，八宝山的工人不肯按电钮，还是经七妈劝说后才按下的。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我参加了伯伯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到齐了，但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邓颖超把我们亲属和伯伯的医务人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场合、这些人员组成以及所谈的内容，似乎顺理成章，很自然。但现在来看，处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氛围里，七妈的这种安排和她所谈的内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充分表现出了她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极度悲痛的时刻的沉着、冷静和高度的政治智慧。

　　（摘自《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 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