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久居徐家汇地区，几十年来给我留下深刻而又美好记忆的是徐家汇藏书楼，因为我的第一本书就源自那里。

　　1985年，我在《书讯报》当书评编辑。一开始，我对书评一窍不通，就在一筹莫展之际，我偶然在一套刚出版的《萧乾选集》中，读到萧乾写的《书评研究》，真似醍醐灌顶。于是，我写了一篇读后感，刊发在《书讯报》上，并不揣冒昧地将报纸连同我写给萧乾的一封信寄给了中国作家协会，请他们转交。

　　很快，我就收到了萧乾的来信。他告诉我，他1935年7月至1937年8月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做编辑时，还专门开辟过“书评特刊”，今天也可借鉴。由此，我决定到徐家汇藏书楼去查阅当年《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这些“书评特刊”。

　　那是5月初的一个上午，我走进了徐家汇藏书楼。问询后，女管理员很快就捧着一大摞《大公报》合订本出来。我一口气翻阅了几个月的“文艺副刊”，没有见到“书评特刊”，就在我有点失望之际，在1936年4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看到了“书评特刊”。上面除了几篇书评文章外，还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巴金写的一篇议论书评的文章。

　　紧接着，我又在1936年8月2日的《大公报》上读到了朱光潜先生写的《谈书评》的文章。他十分厌恶和反对那些“攻击唾骂”式的批评。巴金和朱光潜的文章令我异常兴奋，我一口气看完1936年《大公报》后，正想请女管理员帮我换1937年的《大公报》时，她却轻轻地提醒我说：“午饭时间了，吃了饭再来看吧。”我抱歉地说：“我带了两只馒头，我辰光蛮紧的。”

　　女管理员关心地对我说：“不忙，您吃完饭后，休息一会儿。我一直在这儿，随时可以给您拿报纸。”少顷，她又告诉我：“您吃馒头，要是口渴，那里有热水瓶，可以倒些开水喝。”我说了声：“谢谢！”便去倒了开水，吃了馒头。回到阅览室，只见她已将我所需要的《大公报》都拿出来了。

　　很快，我读到了沈从文写的《我对书评的感想》，随后又先后读到了刊登在1937年4月25日和5月9日文艺副刊上的两个专门讨论书评的特刊。上面集中发表了叶圣陶、张天翼、李健吾等10名作家、学者有关书评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观点相近、相互呼应的，也有思想碰撞、溅出火星的……

　　我想复印这些书评书刊，可那位女管理员却有些为难地说：“这些旧报纸不能复印，因为年代久了，纸张变脆了。”我有些着急，问道：“那还有办法吗？”她说：“有两种办法。一是手抄；二是用照相机翻拍。”我马上说：“那就明天来翻拍吧。”

　　次日上午，我刚走进藏书楼阅览室，那位女管理员就微笑地说：“我这就给您去取《大公报》。”

　　不一会儿，她捧来一大堆《大公报》。我立刻逐一翻拍起来，她一会儿帮我将报纸挪到光线明亮处，一会儿，又帮我抚平报纸凸出的地方，使我的翻拍十分顺利。临别时，我向她表示感谢。她却平淡地说：“不客气。这是阿拉应该做的。”

　　当天，我就到照相馆去冲印了两套资料照片，一套挂号寄给了萧乾先生，一套留给自己学习用。不久，我就收到了萧老的来信，说他很高兴收到“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大公报》书评特刊，并表示“会好好使用”。还希望我“有朝一日写一本有关书评的书”。

　　一年之后，我终于编著出版了一本《怎样写书评》的小册子（1987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萧老收到书后，很高兴，来信鼓励我说：“这是你刻苦努力的结果。”可我明白，若没有萧乾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没有徐家汇藏书楼的丰富收藏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何来此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