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生活丰富多彩，各色人等形象鲜明。日久年深，这些形象在我脑海里依然十分清晰。前不久，遇到多年不见的邻居“老克勒”夫妻，我喜出望外打招呼：“老克勒，不，贝先生，你们好吗？”贝先生笑容可掬：“托福，身体尚可。”陪伴在旁的贝师母打趣：“喔唷，侬倒还没有忘记阿拉老克勒！”

　　我家与贝家曾经同居一幢石库门。贝师母是托儿所音乐教师，贝先生在医院担任内科医生，他毕业于教会学校，举手投足，服饰仪态都留下几分洋气，三七开小分头，头势煞清，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添几分儒雅，穿一件粗花呢两用衫，整洁宜人，头颈里还加条真丝围巾。他私下对人说：“只有从头颈和双手才能看出人的真实年龄，戴条围巾可以遮盖点年龄。”

　　“老克勒”的生活习性与众不同。每天早餐，必喝果汁或牛奶，下班回家，先煮一杯亲手研磨的咖啡加几块小点心，名曰“喝午茶”，晚间要喝杯洋酒。即使在物质贫乏时期，他也不肯舍弃，而是想方设法替代：没有水果，就用胡萝卜或蔬菜榨汁。没有洋酒，就把崇明老白酒加热，照样过把瘾。最绝的是，喝午茶没有西点，就买只大饼，放在平底锅烤热，夹进酱菜或甜面酱，仍然吃得有滋有味，甚至别出心裁，在热大饼里夹臭乳腐，吃得摇头晃脑：“邪气灵光，味道像夹奶酪差不多！”喝罢午茶，贝先生心满意足。如果这时有人找他“茄山河”，贝先生正中下怀，立即眉飞色舞地讲起十里洋场的掌故。我所知道的老上海故事，不少出自这位“老克勒”。

　　其实，贝先生本身就有故事：贝家祖辈是大户，早先在跑马厅附近还有田地。贝先生的父亲在洋行当买办。贝先生曾经出国留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归国，家里有个小丫头，长得有几分姿色，于是与小丫头好上了，并且怀上了孩子。贝先生禀告父母，想与小丫头结婚。谁知父母不同意。正巧，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小丫头鼓足勇气走进居委会请求帮助。干部上门宣传政策，明确表示，根据婚姻法，要么让少爷与小丫头结婚，要么送少爷去劳动教养。就这样，小丫头名正言顺成了贝师母。

　　“文化大革命”抄家成风。红卫兵在贝家抄出许多花衬衫和领带，准备放火焚烧，贝先生以语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作挡箭牌，提出领带可以扎拖把搞卫生“清除思想上的垃圾”，居然免于烧毁的下场。红卫兵在后弄堂资本家阁楼上抄出一只深蓝色瓶子，瓶贴全是外文，里面有黑色结晶。红卫兵硬逼资本家承认：“这是迫害劳动人民的毒药”。贝先生临危不惧，主动朗读瓶贴上的外文，说明这是德国拜耳药房生产的消毒药，一场闹剧才算收场。

　　贝家夫妻的小孩早夭，他们最终没有子女，但与邻居相处得很好。贝师母热衷辅导小孩唱歌：贝先生爱好摄影，熟悉电脑，担任居民医药顾问。因此，家里人来客往很闹猛。

　　贝家夫妻恩爱，偶尔也会产生摩擦。贝师母喜欢歌曲，贝先生喜欢舞曲，听见电台播送节奏强烈的曲子，他会不由自主地浑身抖动。贝师母见状冷言冷语：“骨头痒啦？阿是想到百乐门、仙乐斯舞厅里的女人啦？”贝先生低声解释：“侬勿要瞎吃醋，我与舞女早已不来往了，再讲，介多年了，这些女人与你一样也变老啦。”这下，贝师母不开心了：“以为我听不懂？侬在骂我变老太婆了！”

　　没想到，我参加社区送欢笑活动会遇到老邻居。“老克勒”夫妻脸色红润，身形硬朗。我向他们请教长寿秘诀。贝先生幽默地说：“真没什么秘诀，说白了，我们福气好，喏，虽然是三无产品（无党无派无儿女），因为遇上国泰民安的好时代，我们才越活越年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