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3·15，在此前后，总有职能部门表态打假，或展示打假成就，相关企业也不忘宣示打假决心。比如日前，马云现身阿里治假团队誓师现场，对其员工喊话，给打假队伍两个“无上限”权限：预算无上限，进人无上限。并且承诺所有集团层面的打假会议都会亲自参加。

　　羊毛衫没羊毛、“羽绒服”没羽绒，假茅台让人防不胜防，如果不打假，消费者就会被坑。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容忍当地造假企业大行其道，必然损害政府形象，甚至透支政府公信力。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彻底打假。原因并不复杂，一来如果打掉了造假企业，就失去了摇钱树，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就会受影响。二来企业被打掉，工人何处就业？三来有的造假企业与执法部门存在利益输送，将造假企业打掉，也就失去了灰色收入。此外，一些地方以创设宽松发展环境为由，故意保护造假企业。

　　多年前曾有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湖南某企业产品过硬，销量颇佳，于是频频被假冒。有一次该企业在湖南邵东端掉一个较大的制假窝点，执法部门决定给予制假者5万元罚款，当地有的负责人不同意，称“如果处罚超过一万，就动你的位子”。这真是咄咄怪事，地方保护主义到了何等病态的地步。

　　3年前，国家质检总局和公安部通报相关典型案例时，特别指出在打假中，“地方保护干扰执法在个别地方仍较严重”。根据通报可知，个别党员干部不仅参与制假，有的地方甚至通过会议或口头打招呼规定每月15-25天不等的“企业宁静日”，禁止质监等执法部门检查，严重干扰了执法。可以说，如此做法不是不作为，而是乱作为，有这样的畸形保护，当地造假企业就会野蛮生长。

　　应该承认，不是所有的执法机构都不打假，也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思维，但是不能否认假打现象存在。如果选择性打假，或者象征性打假，如果对假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造假企业眉来眼去，这样的执法部门就成了帮凶。

　　按照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打假不力，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都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执法部门该打假不打假，却无须承担责任，甚至还可能因为“政绩”受到肯定。因此，必须明确责任主体，明确责任大小，不扫门前雪的就要认真处理。同时，还应建立更有力度的激励措施，比如设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举报执法部门不作为获得证实，将予以重奖。由此，就不怕打假假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