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干县政法委副书记吴振富拿着宣传海报，走到一边的宣传栏旁边，海报的内容主要还是讲述行动的成果，他希望以此来提高对村民的威慑力。一开口，他已变成了余干的方言。或许觉得外地人听不懂，他也因此而更加放得开。“诈骗的行为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应该知道，但知道却不说。你们不要贪这个便宜。”

　　“因为能够赚钱，所以我们才不反对。”一位村民说。当他们自己聊起诈骗，并不回避。而对外人，他们则缄口不言。

　　不断壮大的诈骗圈

　　一直以来，石溪都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子，“田比较少，加上道路不通，勤劳致富也没有好的办法，人一穷，歪门邪道比较多。”

　　已经在外地工作的吴明居住在距离石溪村5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上世纪80年代初，吴明读初中时就开始听石溪村的同学讲村民出外搞钱的故事。最早的诈骗手段是“套铅笔”，骗人者拿出两支铅笔，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铅笔上，并用皮尺将两支铅笔缠在一起，由围观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铅笔上。猜对者赢钱，猜错者输钱。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小魔术的手法，变换全在皮尺的缠绕方法上，骗人者可以根据场景来随时调整。“换句玩笑话，这还算是靠手艺吃饭。”时兴国说。

　　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流动初现高峰期。石溪村的村民也开始纷纷出外谋生。余干县紧邻福建，福建就成为村民外出的首选。而此时，福建就已经是诈骗高发的区域，不少村民也因此受影响。

　　1990年后，“手艺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为诈骗。石溪村的人开始扔假金戒指，骗捡起“金戒指”的人。一旦有人捡拾起来，就会出现一名“分赃者”，接下来，分赃、要钱抵押等。

　　直到现在，扔金戒指的骗术依然猖獗，石溪村可谓是这一骗术的“引领者”。凭着假金戒指等骗术，石溪村开始富裕了起来。“石溪村90年代中期就开始建楼房，是当时周围村子里最早的。”吴明犹记得自己的村子直到90年代末才有楼房出现。

　　在骗术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诈骗的范围也在慢慢扩张。吴明所在的村子也开始有人从事诈骗。吴明犹记得，当时石溪村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嫁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带动全家搞诈骗，然后慢慢传开，“如今，整个村子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村里人经常边打麻将边打手机。

　　在吴明的村子里，对于上钩者，他们一律称为“猪”，而将骗人这种行为称为“杀猪”。在当地，能骗人者被视为“聪明人”。

　　为了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村子里甚至有人专门安装了pos机，用以套现。一个小村子是藏不住事情的，套现地成了村里的信息源，谁家骗了多少，很快都能从这家传开来。诈骗从石溪村开始蔓延到周围的村子，进而辐射到临近的几个乡镇。

　　余干的诈骗气候开始受到外界关注是在2000年左右，此时正是电信诈骗开始在全国蔓延的时候。当时，诈骗术也再次升级。在全国各地的列车上、汽车站、火车站，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随处可以看到余干人的身影。他们这一时期的骗术统称为“脑溢血”诈骗案。

　　在这类骗术中，诈骗人冒充医务人员，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属将所谓“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

　　2003年，在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后，江西省有关部门和上饶市有关方面联合余干县，迅速成立专案组，派出十余名便衣民警前往案发较为猖獗的广州、武汉、福建、金华等地火车站，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进行秘密侦查。

　　后来，有脑溢血诈骗案的主犯被枪毙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余干县城。然而，震慑力显然没有保持多久，诈骗开始死灰复燃。

　　如果说刚开始从事诈骗是因为穷，那么后来则只是出于贪欲。“只要家里有合适的人选，一般都会做这个。村里有些包工头，小老板都不干了，回来做这些。”吴明告诉记者。

　　在吴明的村子，有的村干部往往是诈骗的佼佼者。“他们能说会道，家里人也多，自然赚的也多。”吴明说，不少村民在“猪”上钩后，没把握，都会找村干部帮忙。当然，需要从诈骗所得款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提成。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也更加具有隐蔽性。作案者只需要通过网络智能语音平台自动拨打软件来拨打不特定用户，或者是群发短信的手段就可实施诈骗，不会跟受害者产生正面接触，跨区域犯罪的特征日趋明显。

　　公安部统计，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四十余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而在2013年，电信诈骗案发案就已达三十余万起，群众被骗100亿元。

　　“重金求子”的诈骗手法也从开始的街头贴小广告，发展到了登广告、短信群发和电话群拨。“案件的受害者和报案者大多在外地，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大多都已成了气候。”时兴国告诉记者。

　　2000元的宽带

　　2015年2月9日，360公司发布“中国网络骗子地图”，网民可以通过地图，发现诈骗高发区和作案手段。这是通过对12亿终端设备的安全保护大数据分析挖掘出来的结果，余干县所在的区域也被用绿色明显标记，其他为人熟知的诈骗区广西、海南、福建、云南等也都有显示。

　　到目前为止，法律对电信诈骗犯罪定罪量刑仍是采用普通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低入罪标准为3000元，而电信诈骗往往都是从小额度开始的。另外，电信诈骗数额的调查取证有一定难度，“受害者与罪犯不在同一地区，我们做事也需要同其他地方的兄弟机构沟通，取证费时费力也费钱。”时兴国说。

　　防范意识的增强也是必须的，而这需要公安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大事前宣传力度。“公众在接到诈骗或疑似诈骗的电话或短信之后要迅速向有关部门举报，从而对电信诈骗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势。”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向记者表示。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眼中，电信诈骗案件，运营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我对各种案件的分析以及受害者的回访，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会认定诈骗者是什么人、什么部门。”陈伟才告诉记者，很多实施电信诈骗者都会运用改号软件来伪装，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受害者甚至会打114查询，证实后深信不疑。”

　　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陈伟才发现，在2013年30万起电信诈骗案中，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90%以上。

　　在他看来，解决电信诈骗乱象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把虚拟改号的电话拦截下来，不能让这些伪号接通电话用户，而这是源头所在。“同一个地址发出数量巨大的短信，运营商肯定知道在做什么，但为什么不主动去作为？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

　　在陈伟才眼中，运营商的责任远不止此。“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手机实名制未落实，警方每打掉一个电话诈骗团伙，都能缴获成百上千张无记名手机卡……”他罗列着这些已经烂熟于心的问题。

　　而在余干县，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吴明告诉记者，村子里从事诈骗用的宽带，都是专门定制的。“普通的宽带一年只需要六七百块钱，而用来诈骗的宽带需要向运营商交两千多元或者更高的费用。”

　　取保候审之后，李树芳和丈夫徐家力回到村里。村民得知后，都说李树芳傻，“在里面怎么能全交待呢？”李树芳不以为然，反而有些悔悟，“被骗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都挣的是辛苦钱。”徐家力坐在旁边，话不多，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白岩松主持的《新闻周刊》，“很正直，替老百姓说话。”

　　就在两个月前，白岩松主持的另一档节目《新闻1+1》曾专门揭露电信诈骗，但徐家力错过了这一期，那时，他还在看守所里。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