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最先富起来的村民

　　房子造好了，剩下的木头也卖了，赖梅松在家待着没事做，跑到亲戚办的一家丝织厂当学徒。那是歌舞乡最大的一家企业，他想在那儿学机修工，不管怎么说也得学门手艺。可是进厂一个月，他就发现了商机，厂里生意很好，产品供不应求，堂姐家刚造好的房子还有一间空着。他跟堂姐夫商量：“我们俩合伙买一台织布机，放在你家那间空房子里。我们给厂里加工布料，赚取加工费，怎么样？”

　　堂姐夫欣然同意。他们合伙买了一台织布机，赖梅松手里的钱不够，又借了3000多元。织布机像头勤快的小毛驴，没日没夜撒着欢儿地干起来，第一个月就赚1000多元钱，不到半年的工夫，他不仅把债还上了，还从堂姐夫手里买下织布机的另一半股份，拥有了一台价值6800元钱的织布机。

　　17岁那年，丝织厂不景气了，赖梅松离开了那里。他失去了目标，回天井岭吧，也许这辈子就像父母那样过活，像他们那样把“好日子”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许这个梦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也传不到天井岭外。可是，不回天井岭，他还能去哪儿？

　　俗话说，靠山吃山，赖梅松将目光盯在山林上。山林长高要砍伐，不过，不是谁想砍伐就能砍伐的，要县林业局确定砍伐区域，然后进行招标。赖梅松从小就在山里边转悠，哪种树木喜阴，哪种树木喜阳；哪种喜欢干燥，哪种喜欢潮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短，哪种树的木材适合做什么，就像天井岭的小伙伴秉性和习惯似的，他了如指掌。哪片山林能出多少木材，各等级各占多少，他过去转一圈儿就能估个八九不离十。

　　赖梅松看好了两片山林，卖织布机的钱还没到手，手里的钱不够。他找了两个合伙人，三人凑钱去投标。他们以2700元钱包下了那两片山林，雇人砍伐后，将木头从山上运到公路旁，再雇拖拉机拉到木材市场，卖掉后净赚8400元。他又以3600元包下了一片山林，将砍伐下来粗圆木当梁卖出去，不粗不细当椽子卖了，净赚了近2万元！赖梅松成为天井岭村的首富，成为歌舞乡先富起来的村民。

　　做木材商不能没有公司。歌舞村的村民张明星办了一家木材公司，结果老父亲生病没工夫去打理，就转给了赖梅松。有公司没场地也不行。天井岭还没通公路，木材放在家不行。另外，20世纪80年代末通信不发达，想找人一是登门拜访，二是写信联系，三是拍电报，电话还是“王谢堂前燕”没“飞入寻常百姓家”。想安固定电话很难，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之外，就是拥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住宅。

　　赖梅松见歌舞乡有一个闲置的礼堂。礼堂两道门早已不见，四敞八开，周围是农田。院内野草丛生，长势茂密，牛屎遍地，虫叫蛙鸣。除水牛慢悠悠地摇着尾巴进去吃草，连那些像猴子、山羊似的淘得没边没沿的小孩都不敢进去，礼堂里边存放着许多口寿材，还有燕雀之窝，人走进去，燕雀“扑啦啦”地飞出来，那将是很恐怖的。赖梅松住了进去，晚上就睡在一块门板上，陪伴他的是门外的月亮和那些空空的寿材。日子虽然很苦，不过卖一车木材可以赚1000多元，这足以让他乐此不疲。

　　1992年，赖梅松去杭州之前，他的木材生意已做得风生水起，已赚下4万多元钱了。

　　到杭州的第一个月，赖梅松买了第一辆车——自行车；第二个月，他买了一台煤气灶。那一年，他赚了1.8万元。第二年，他赚了9万元，并把父母和弟弟接到杭州；第三年，赚了十几万。1995年，赖梅松成了家，娶的是天井岭村他家对门的村支书的女儿赖玉凤。2000年时，他在杭州买了房子。到2001年时，他不仅将原来的280平方米的场地扩大到6000平方米，每年能赚100多万元，而且手里已有了五六百万元的积蓄。

　　读书的那扇门残酷地关上了，赖梅松却凭自己的力量撞开了另一扇门——财富。他那年若多考3.5分的话，也许考上了大学，成为大学数学教授，或者高级经济师什么的，那样中国也就没有了中通，“三通一达”也就少了关键的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