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个世纪的1979年，我正在一家工厂里担任宣传干事，见到报上刊有上海复旦大学招收元明清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消息，我不由怦然心动。我自小就喜欢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而且对元明清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更熟些。我鼓足勇气报了名。为了备考，我手不释卷，日夜攻读。然而进了考场，方知全国有35人报考这一专业，而名额仅有一个。有人上午考了一场，下午就不来了。我也知道自己录取无望，但还是坚持考完了所有科目，总分为319分。过后又得知，因英文考分不理想等原因，35人中竟无一人录取，最终还是从唐宋专业中调了一个人攻读元明清专业。

　　研究生虽未考上，但对元明清文学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我依然十分感兴趣。恰好其时我刚读了这一专业的导师赵景深教授有关戏曲《琵琶记》的一篇论文，题为《绍兴高腔〈琵琶记〉》，有些不同看法，一时心血来潮，就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那年我才30余岁，正当盛年，既孤陋寡闻，又自负气盛，以为真理在握，舍我其谁？加上考试落榜，心有不平，信中的言辞激昂得很。

　　但只因是一时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信寄出不久便淡忘了，深以为堂堂复旦大学的教授，未必会理睬我一个普通厂家的宣传干事。

　　谁知有一天，我竟突然收到了赵教授的来信。信封不大，中间的偏上处分写着两行，一行是单位名称，一行是“张建中同志”。此外，回想起来也很奇怪，那时还未实行邮政编码制，可赵教授的信封左上角和右下角都有六个方框。他在左上角的六个方框中写道：“祝你大干快上”；在右下角的六个方框中写道：“复旦大学赵寄”。赵教授的字写得很小，朴实而自然。

　　接到这封信，一看信封就觉得很亲切。拆开信，虽然只有一页信纸，但字体细密，内容详实，条理清晰，尤为可贵者，与我满纸质疑和激昂的口吻完全不同的是，赵教授的信写得分明平易、随和：

　　“建中同志：

　　前信谈《琵琶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

　　《绍兴高腔〈琵琶记〉》，你在《琵琶记讨论专刊》上看到，但你没有看过我当时在《戏剧报》发表的《谈琵琶记》，后来收入《戏曲笔谈》。

　　你那五页长信写得很好，也谈得很有道理。

　　……”

　　信中既指出了我没有全面了解他的观点，又肯定了我在现有资料上所作的一些分析。但全信和风细雨，没有一丝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架势。

　　读了这样的信，想起自己信中那自以为是的口吻，真觉得自己的浅薄和不知天高地厚。之后我也曾想给赵教授回信再谈些什么，但当时恰好因为生计、住房、前途等诸多原因引起的困惑，迫使我将精力转移至其他方面，也就没再回信，真是极其失礼！

　　而如今赵教授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但是赵景深教授的这封信却一直被我珍藏在身边。这里有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对青年后学者的关爱，有一种如春风、如细雨、如伟岸、如清流一般的人格力量，始终在陪伴着我、激励着我为社会为人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