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岁末，全面放开二孩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件大事，意义深远。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是我国研究人口问题和老龄问题的资深学者，他在自己新近出版的《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中系统回溯和深刻反思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改革进程和近忧远患，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有关低生育陷阱、欢迎“婴儿潮”、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未备先老、不健康老龄化、重建人口生态、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等一系列创新观点，对于启蒙国人树立全新的家庭友好、发展友好的积极人口观和生育观大有裨益。本版摘录内容选自该书。

　　翼城实验给了我们启示

　　1984年，人口专家梁中堂在山西省翼城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并呈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出如果国家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既可以在2000年前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同时又能满足大多数农民的生育意愿，两全其美。1985年7月，经上级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要求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育第二胎。迄今试点已经年，结果如何呢？数据表明，翼城人口生育率不升反降，人口增长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统计，1982年到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翼城县仅增长20.7%。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山西省人口增长率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县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翼城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空间中生育率却明显下降的“秘诀”是什么？翼城的经验或许可以为全国计生政策的调整提供可贵的启迪。

　　其一，低生育率属于意愿性和内生型。一个关键的事实是，90年代后期以来，翼城农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想生二胎的人少了，许多家庭普遍只生一胎。翼城县农村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夫妇选择只生一个，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78。翼城县计生局2012年统计数据显示，翼城农村家庭的一孩率达到42%。在先后试点的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也取得了稳定和巩固的低生育率成果。生育率下降有自己的规律和路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在1990年代初期，我们观察到的是政策性的低生育率，例如1992年我国人口统计第一次报告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TFR）下降到1.7左右，虽然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但仍然高于1.47的政策生育水平；然而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TFR已经快速下降到令人震惊的1.22，即使考虑到漏报因素，估计也不过是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生育率，或者亦可说已经从“外生型政策性低生育”转变为“内生型意愿性低生育”。与此同时，有代表性的调查发现，年轻妇女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下降到1.6左右，“晚婚晚育、只生一孩”的超低生育文化逐渐形成和蔓延，甚至不生育文化也开始出现，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生育模式在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出现高度的趋同性。

　　其二，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在当代中国，作用于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因素不仅仅有计生政策，而且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在理论上，我们认为有四种不断增强的力量共同驱动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即行政控制力、利益诱导力、经济自发力和文化驱动力。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年轻一代进入了高生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约束生育行为的低生育率时代。翼城农民的生育理性表现在以下的觉悟：“以前生一个就能养，现在的娃娇贵，到处都要花钱。”人们的生育日趋理性，在高抚养成本——低生育收益的关系中越来越多地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印证了1974年布加勒斯特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提出的“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这一著名的人口学命题。卷入了现代化过程的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决定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行政控制力或者政策强制力，而是经济自发力和文化驱动力。

　　其三，生育率大幅反弹的说法没有依据。总有人质疑：政策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导致生得更多。这种线性的看法演变为“一放就乱”的担心，“低生育率可能大幅度反弹”成为阻止生育政策调整的一个莫须有的“依据”。事实胜于雄辩，翼城等地的试点证明了生育率不断下降才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事实是，弹簧压久了就会逐步丧失弹性，政策高压下的生育率反弹特性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逐渐失去。无论富人还是穷人，生育行为的背后都有理性的力量在持久地发挥作用。经典的理性预期假设适用于生育主体的生育决策，生育的成本——收益理论可以很好解释低生育形成的微观机制。

　　翼城的生育率变迁早已突破单一的生育政策解释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证明了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快速的人口转变其实是如影随形的一个变革过程，中国农民连同他们的生活世界一同走向了现代化，乡土中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低生育时代，高生育时代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已经完成急刹车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有新的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认真审视和评估从1990年代初出现的低生育现象以及2000年以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问题及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将巨大的人口变迁放进民族复兴的大业中重新考量，大国的人口观必将别开生面。如果我们理解了翼城的变迁其实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她就像一个睿智的“过来人”开示了我们许多，中国的人口转变也蕴藏着上述规律和本质，翼城经验可以成为国家调整计生政策的重要参考，放开二胎不仅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要汲取翼城以持续的低生育率为指向的教训；相反地，如果我们仅仅将翼城看做是转型中国的一个“孤案”，那么她还就是她，试点虽好却于国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