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金黄的稻米之河蜿蜒在舞台上，它在灯光中或静静流淌，或轻舞飞扬，时而柔软如绸，时而昂扬如箭，倾泻出舞台的空间，流动出舞台的时间，由稻米组成的洪流奔涌而下，舞者在光影交错的稻米之瀑中接受洗礼，让观众在澎湃奔流的视觉震撼中感受天地玄黄。这是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流浪者之歌》滞留在我心中的画面。那金黄的稻米有着静穆、灵动、激越、昂扬的力量，在自然质朴中蕴含着丰富的诗意，她们就此散落在我记忆的舞台上，留下了一条绵延的河流。 

　　初冬的北京已经寒意袭人了，在京西宾馆的餐厅里还是温暖如春。很多文代会的代表都在此用午餐。有幸与吴贻弓导演一桌吃饭，有关《城南旧事》的画面如岁月河面上的浪花涌现在我的眼前：隔了三十年的光阴，这画面和人物还是那么清晰如初，小英子的目光还是那么清澈明亮。通过小英子的目光，我看到了北京城南的胡同，在胡同口找女儿的秀贞，秀贞心中的小桂子……时代的背景是灰暗的，北京的天空还是湛蓝的，胡同的墙根是灰旧的，春天的树木还是葱绿的，小英子在废园的草丛中认识了由张丰毅扮演的年轻人，他为了供弟弟上学而偷了东西，他是坏人吗？他被警察带走了，小英子的爸爸病重了，他被死神带走了，宋妈也被她的丈夫用毛驴接走了，英子的童年也被忧伤和疑惑带走了…… 

　　吴导对我滔滔不绝的叙述很是惊喜，“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太意外了，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真的很不容易，你看电影的时候多大了？” 

　　“比小英子大啊，十五六岁吧，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童年的视角，什么是散文诗般的电影，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艺术电影、文人电影，那种审美意识的唤醒是我难忘的青春期记忆。” 

　　吴导对我复述电影的奖励是给我们讲述了他拍摄《城南旧事》的故事，他很谦虚地用“我很幸运”来串联其中一个个细节：“我很幸运地拿到了厂长交给我的剧本，由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让我眼前一亮，看后很有创作的冲动。当时我也不知道剧本是谁写的，我对厂长说，剧本我很喜欢，但还不够满意，我可以自己修改吗？我又很幸运，厂长同意我自己修改，后来也支持我拍摄，这对当年还是一个青年导演的我来说很难得，很幸运。要拍好这部片子，选好主演小英子的小演员非常重要。我又很幸运，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儿童题材的电影要开拍，已经聚集了一批孩子，等着导演挑选。我对那个导演说，你先挑吧，孩子们都是你们找来的，等你挑好以后，我再选小英子。” 

　　其实，当时吴贻弓导演已经看到了沈洁，她个性文静，常常安静地独处且若有所思，她那双闪烁着探索的光芒，不同于一般孩子的大眼睛，让他印象深刻，但他信守承诺，让那位导演先挑选，等他们的演员尘埃落定后，吴导又一次强调了他的幸运，“沈洁居然没有被挑走，她顺理成章就被我选中，饰演了小英子，最后她真的不负众望表演得很出色。挑选合适的演员对电影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一关，我又幸运地闯过了。” 

　　其实成就一部让人难忘的精品实属不易，机缘巧合固然重要，比机缘更重要的是主创人员的激情投入与艺术才华，是导演人生体验与审美趣味的完美呈现。当年的沈洁还是一个孩子，银幕处女作就挑此大梁，张丰毅和张闽也是初登银幕的青年演员，可见吴贻弓导演在当年充分发掘了他们身上的潜质，琢玉成器汇聚光华，《城南旧事》的隽永清丽离不开导演的孜孜以求与匠心独运。 

　　第九次文代会结束，离开北京的时候，吴贻弓导演送了我一本书《花与墅笔记》，青底白字隐花，全书设计分外典雅。烟花三月的午后，我得闲翻阅此书，一缕春阳掠过封面的隐花，《童年的梦：我和城南旧事》就在首篇。我理解了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拍摄《城南旧事》的日子对于他来说，犹如重回童年的梦中：井边的小伙伴，胡同口的疯女人，草丛里的小偷、慈爱的父亲，回老家的宋妈，还有北国的冬日、西山的红叶、旧胡同、四合院、大槐树……“作者的童年和我的童年变成了两条交相辉映的彩虹，我听见了一声遥远而又清晰的呼唤，就这样我把小说搬上了银幕。” 

　　他打破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乡情，童年的视线串联起几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映照出古城北京的风物人情，他以诗意的电影语言呈现着作家林海音的小说内涵，让两人相互辉映的童年梦幻化作了中国水墨画般灵动、简约、温婉的电影意境。 

　　相隔三十年的岁月，再回首，我依然清晰地看到画面与人物的饱满色泽，更是细细地回味出影片捕捉生命之湖漾开的那一层层涟漪…… 

　　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的记忆的光驱中有这些鲜活的画面：《黄土地》、《青春祭》、《一个和八个》、《红高粱》，还有外国影片《印度之行》、《岸》……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积淀着我的审美趣味，流动着我的审美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