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考入辽宁师大现代文学专业读研，师从王吉鹏先生。

　　那时，研究生中间悄然流行称导师为“老板”，这种称呼似有点不敬。但老研们说，因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沉重，研究生成天疲累于论文课题之间，颇似旧社会店铺里的小伙计。于是我在私下里也称吉鹏先生“王老板”。

　　王老师籍贯江苏东台，身材魁伟，寸发平头，方脸大耳，挺胸凸肚，一副旧式眼镜还留存些文化气息，可谓南人北相、学者商相，也许这注定他要在北方生活大半辈子。他在一本书中曾自述“身材微胖”，我一读之下差点笑翻，他这是过于“轻视”自己了。王老师在学校同事中人缘极好，有导师嘱咐弟子：“你们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专业上的问我，其他的可直接找王胖子。”

　　老研们哪敢去找王胖子？他是校研究生部主任，是所有研究生的老板。他隔三岔五地带人来宿舍巡视，每次必查的项目是小炉子。当年我们研究生楼是座三层老楼，按学校规定每晚十点关门落锁，偏偏老研们到那时候都饥肠辘辘，于是弄个简易酒精炉煮点东西。宿舍里木床布帘被褥草垫等等，俱是惹火之物，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王老师说过，他曾有几回梦中听见消防车警报声，惊而坐起，以为是研究生楼着了火，必临窗遥望，确认无事后方敢入睡。我当时感到王老师小题大做，后来才想明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天大的事啊。研究生楼四季平安，这得归功于王老师管理严细。

　　听过王老师讲鲁迅，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讲课没有条条框框，那真是激情奔放、精彩绝伦。听他授课很享受，听他训导却很难受。我在王老师门下三年，作为开山大弟子，首当其冲。每当我们懈怠时，他总是板着面孔，带着苏北方音一字一顿地告诫：“要坐住板凳，钻进书本！”若数字化一下，我们当时每学期学习任务是：读百万字著作，写十万字笔记，做一万字论文。起初我们师兄妹几个叫苦不迭，后来居然逐渐适应了他的严苛。他因材施教，为弟子们量身定做的选题皆不离“新、独、难”三字经。据统计，凡王老师弟子，读研三年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人均达五篇以上，这在全国同专业的研究生中实属罕见。 

　　观其徒而知其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思想大解放，百家争鸣。王老师适逢其时，跃然成了学术研究的领头人，他在鲁迅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推出个人专著《〈野草〉论稿》，引起强烈反响。学术造诣往往与研究者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他于1966年从南京师院毕业后，因家庭成分不好，被分配到牡丹江一所林业学校，平时除了教书，还要劳动，常怀揣几个窝窝头顶风冒雪上山伐木。不说那“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情景，也不说那曾与熊瞎子擦肩而过的险境，最是精神上备受歧视的遭际，让他不寒而栗。艰难岁月里，《野草》震撼了他的灵魂，燃烧着他的心。他在《鲁迅全集》中下了十足功夫，融会贯通，并把这种绝望中抗争的刻骨体验注入论稿，因而抵达众多学者难以企及的深度。此后的黄金时期，他的大部分精力为教学和管理所牵扯，学术上虽时有精妙之论，却终因投入有限，未能实现对自我的层级性超越，不免抱憾。然而，他取得了另一番成就。他为校学位点建设殚精竭虑，东奔西忙，凭着精明和敏锐，抓住别人看不到的机遇，在辽师历史上，把国家社科基金、博士学位授权点从无变成了有。

　　在我眼中，王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博导，管教既严又宽：学术上指导、品行上教导，前程上引导。他带研究生至今二十年，弟子已约百名，从政的、经商的、任教的……他认为均无不可。他不苟同读研仅是跳板之说，更注重硕博学位背后综合素质的提高，强调个人融入社会的资本积累。这无疑源自他个人坎坷历程的深切体会。

　　他本是一教授、一学者，却在诸多方面更似一管理者，有眼光，善谋断，重控制，求实效，拿得起来放得下，把一番教书育人的事业经营得花繁叶茂、春色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