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五四运动中，当时共有20位学生被推为代表。四日下午，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然后紧随着扛举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游行总指挥前进。这位扛旗的游行总指挥即20位学生代表之一，时年23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留学英国、德国。1927年春，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教。次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傅斯年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任所长，从此奠定了傅斯年一生的事业地位。傅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胡适称其为“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其间傅曾先后兼任北大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校长及台湾大学校长等职。本文叙事，即发生在傅斯年接掌台大期间。傅于1950年12月因病离世，接掌台大不满两年。傅在台大特别重视基本学科的教学，尤其是国文。当时校内不少教师都怕傅来听课。但傅听课不搞突然袭击，校内所有教师都曾接到过他的信，信中说：不定在哪一天，我也许跟教务长、你们贵院院长和贵系主任，到你的教室来旁听，请你不要见怪。傅斯年听课决非流于形式。就在第一年寒假，一下子就被他“听”掉了好几位教授。原来傅几次前去听课，对于哪位教师学力如何，教书能力怎么样，心里已有了谱。史料记载，在傅任校长时，因为听课结果，而不再被他续聘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就有七十多人。这样做，于傅就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心里很不好受。但傅在原则事情上，绝对较真。如傅当年不顾一切揭发贪污、批判特权，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就是一例。傅还在《大公报》上发表曾震惊朝野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文章，指责宋：“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由于傅的正义和胆魄，他曾被人称为“傅大炮”。不过这个看去强硬的“傅大炮”，却不乏一颗柔软的内心。上世纪四十年代，傅在南京时的办公室工友老裴，就很“希望”傅朝他发脾气。因为有一次傅上午对裴大发脾气，事后觉得太过，恰巧下午傅收到某杂志社送来的一笔稿费，就全部给了老裴，以表歉意。再如就以那次被傅听课“听”掉的台大七十多位教师一事来说，事后当傅知道其中有七人家里特别穷困后，便为他们奔波联系，最后终于帮他们在台大图书馆找到工作，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傅斯年在原则问题上对教师如此，对学生同样如此。傅猝然离世前，正在出席一个商讨有关教育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还在婉为解释，大学入学考试，必须杜绝情面，保持公平，不能轻易降低标准。知易行难，在傅担任校长时，仅1949学年度，学校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退学的学生就有31人。傅斯年提倡“知识的诚实”，说“要是没有这个精神，学问是不能进步的，发明是没有的”。应该说，傅的听课，依凭的正是这样的理念。所以说傅斯年听课，是动真格的听，是要真见效的听。而推而广之，今天我们耳闻目睹的，更多的是走形式的听、装模作样的听。联想所及，忽然想到，类似的听，比如听会议、听取汇报等等，如能像傅斯年当年听课“听”掉一些不合格老师那样，也来个“听”掉一些会议和汇报的人，或许倒也不失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