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少华属于典型的“业务干部”，长达15年的铁路系统背景，从见习生一路干到副处长、高级工程师，然后步入政坛。以廖少华为代表，近年来，技术型官员、专家型干部误入贪腐歧途频频见诸报端。北京社科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法治发展报告（2013）》显示，这类高学历、高职称的“两高”干部，其受贿犯罪呈现边“评优”、边腐败的特点。

　　职称高不等于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也不见得拒腐能力强。相反，有些官员恰恰因为披着懂技术的“马甲”，易受重用，贪腐起来也往往更隐蔽。对于不少技术型官员来说，专业技术反倒成了他们敛财的“护身符”，一旦把持不住，更易出事。这说明，荣誉和专业能力并非豁免权，对技术型官员同样需要设置“防火墙”。

　　由技术型官员的腐化堕落，不难联想到某些特定群体的腐败，比如“26岁现象”、“35岁现象”、“59岁现象”等等。由此观之，贪腐不分年龄，也不看懂不懂技术、是不是专家。孟德斯鸠曾说，“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碰到障碍为止。”何谓障碍？换言之就是监督。在许多专业性很强的管理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往往具有“陌生性”，普通的监督机制可能很难发现寻租的缝隙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机制应该多运用事前备案和联网管理，不断总结监督机制的不足之处，向更加科学和专业的方向调整与完善。

　　（王石川，见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