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甚少出门，因为托了她家的世交，推诿不得，也是不忍心使人失望，一番商量后，决定在“隆记菜饭”见面。这是台北仅存的上海弄堂馆子了。

　　隆记菜饭的老板娘彩娣阿姨，与作家隐地的母亲在上海便是手帕交，来台湾后，为了生计，把自家厨房的菜式做成了餐厅的菜单。早先，厨师、跑堂、食客全是上海人，他们在这里用舌尖怀念着他们的城市。

　　我们在作家符立中的带领下，兜兜转转，在一个巷口，赫然一面旗幡，上面朱红大字：隆记。

　　店面小，只七八张桌子，席席客满。天文早早来此订位，研究菜单。不几时，菜上桌了——香菇烤麸、八宝辣酱、墨鱼丝炒雪里蕻、猪油菜饭、干煎带鱼、鸡汁百页包，件件都是上海人家寻常的小菜，只是上海的味道已经变成了台北味道。彩娣阿姨的女儿也过世了，剩下的，便是永远不会更改的上海情怀了。这间小小的店堂，已然变成了文人和上海遗老怀旧的殿堂。

　　席间，有关文学和上海意向的主题无章法地任意穿越。朱天文说起青涩年纪去文学前辈家里度假，师母是地道的上海人，每天清晨，一个竹篮子出去，回来后，厨房里一个上午，清清淡淡的小菜摆了一桌子。她特别记得在红烧鲫鱼的肚子里发现肉圆时的惊喜和美味。天文还学会了一句上海话：碧绿生青。

　　别人请吃饭，天文和天心一人一双塑料鞋就要出门。师母一把拦住道：“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去做客人的。”

　　师母打开衣橱，拿出年轻时穿过的衣服，缝纫机上一番改良，这里一条蕾丝花边，那边配一副珍珠耳环，黛扫峨眉，轻点绛唇，霎时，镜子里的人儿变成了窈窕淑女，楚楚动人。至此，天文和天心领教了上海人的精致，以后，朱天文把师母的这种坚持，归类于怀旧恋物症。她的著名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从视觉和嗅觉出发，把服装表达成时代的人质，把美女做成了时间的俘虏；时尚不仅仅是衣服、样式、布料，还是一段时间的历史。世纪末的华丽，便是一场嗅觉、视觉的盛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浮华散去，美人迟暮，再也回不去了；主人公褪去脂粉，用手艺养活自己，延续着、收藏着对视觉、嗅觉的依赖以及记忆里的花影，最终传达的是张爱玲式的悲凉。

　　我们是说的多，吃的少。结账的时候，大家齐声道：“打包！”一副上海人精打细算、“做人家”的遗风。

　　专栏作家韩良玉的父母都是上海人，到了台湾，选择住在北投“上海饭店”的对面。节假日，约朋友来打麻将，外卖“上海饭店”的松鼠黄鱼、雪菜肉丝年糕。有的时候，为了换换口味，也会舍近求远，叫来宁波馆子的醉虾、炝蟹和水晶虾仁。永康街上，有一家馆子，荠菜当令时，便卖荠菜馄饨。荠菜是一位浙江老伯自己种的。后来，浙江老伯搬走了，荠菜馄饨也终结了。因为没有了荠菜馄饨，韩良玉的父亲如同失去了故土，惆怅了很久。

　　这些从父辈那里袭得的滋味，在韩良玉的舌尖发酵，成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成为对上海想象的最实际的依据。1987年，韩良玉来到上海，满街寻找父亲嘴里的上海味道。她从“五芳斋”吃到豫园的南翔小笼包，滋味全然不同了，咀嚼着皮厚馅少的生煎馒头，她蓦然领悟了那个句式：“我们回不去了。”

　　我曾经与韩良玉在同一本杂志开专栏，她专事美食。她怀着父亲指认的上海味道，从台北、上海，一路品尝到法国和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阳光下，韩良玉点了大份的T骨牛排。当她在牛排上撒落点点海盐粒和红色胡椒时，与之平行的蒙太奇是上海的浓油赤酱——移动的餐桌上，上海滋味，成了她永恒的人生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