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遏止农村肠道传染病的传播，部署了农村改水工作。

　　当时，上海大多数农户的生活用水是河水。淘米、洗菜是与洗刷马桶在同一条河里，导致疾病流行。为了让农民用上安全的水，必须让自来水普及到农村，由于造大水厂工程费用昂贵，特别是农户居住分散，管道铺设耗资多，因此，以建造村自来水厂为宜。当时，市爱卫办有决心，但是其他相关部门的畏难情绪不少。特别是感到建造村水厂的资金难以筹措。由于两级财政的体制，市与区(县)“分灶吃饭”，因此，就需要首先说服市财政专门拨出资金用于农村改水。

　　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市郊的条条河流最终通向黄浦江，市区的市民喝黄浦江的水，如果郊区河流受传染病菌污染，市区居民同样也会传染上疾病。事实上，那时市区消化道传染病也是处在较高的流行时期。终于市财政接受了我的观点，并同意拨出专款，便自然带动了区(县)财政。市区(县)各出资占三分之一，还有部分便是农民自己要出的钱。当时匡算一下，只要每户农民出30元左右，就可以建造村水厂了。

　　接着便是向农民宣传动员。就当时的生活指数来说，让农民们掏出30元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想，不能指望集中开一次动员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定要把动员工作做到村，让村长们认识造水厂的意义，让他们有信心去面对农户。于是，我和卫生局局长王道民、爱卫会办公室主任谢谷芬等同志一起到农村去，与乡长、村长和村民一起面对面地做工作。那天我用很简明的道理宣传造水厂对农民健康、对农业生产保护好劳动力的意义，并且说，我也直接参与你们的集资，算作我是你们中的一分子，因此本人也拿出30元钱，交给村干部。村民们很高兴，觉得我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了。乡村干部的畏难情绪也有了解冻的兆头。

　　造村水厂需要大量建材，包括水泥、黄沙和钢材，这些物资当时都属计划供应。谢谷芬同志就联系市建委及其有关建材计划部门，宣传建水厂的意义，争取到以优惠的价格把建材供应给农村，用于建造村自来水厂。与此同时，还建立起各村水厂的水质检验室和培训水质检验员。

　　为了保证自来水的质量，我们还几次到村水厂去了解水质检验情况。有一次，我们发现某水厂检验室水质登记簿的记录有问题，从墨迹显示，并非定时地记录，而是为了应付检查一时补写上去的。我们当即指出，这样做是错误的，是危险的失职行为。职责管理是一级管一级的，按照惯例，我不必要去水厂查水质检测，但是为了掌握水厂的工作是否处于监管之中，就感到有必要深入到最基层去了解情况，并由此督促各级相关部门负起责任。

　　总之，我的体验是，要做好任何事情，不仅要开好头，还要注意其过程与最终效果；不仅要有会议形式来部署、动员，还需找到困难的结点，并深入到结点所在处去讨论，通过讨论来统一思想。其实这就是历届党中央领导所强调的依靠群众、深入基层、重视调研的道理。

　　十日谈

　　同心铸梦

　　上海伊斯兰教阿訇的变化，是历史和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