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投身救护工作

　　“七七”事变后，18岁的沈家成为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第八届团员。当时童子军分驻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主要担负抗战中伤残病员的运输、管理和救护任务。受训后，沈家与陈凯弟、鱼运鸿、刘明保等，先被派到第五伤兵医院为国民党军队西撤时被遗留在上海的伤兵服务，后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残废伤兵医院服务。

　　那时，新西兰和平战士路易·艾黎经常来医院慰问伤兵，并和童子军交上了朋友。沈家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人士，想多为国家兴亡效劳出力。艾黎先生有时邀请沈家和童子军朋友到他家里做客，还赠送给每个童子军团员一本斯诺先生写的《西行漫记》。沈家等人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的西北方有这样一片新天地。展览中展出的照片，就是当时艾黎先生与斯诺夫人看望国际红十字会上海残废伤兵医院的童子军团团员与部分能站立的伤病员时，留下的珍贵合影。

　　带病押运抗战物资

　　1938年5月28日，奉童子军指派，沈家离开上海，带领部分伤兵乘船经温州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不久因战事后撤，转移到湖南长沙，负责押运医药用品事宜。

　　在长沙，遭遇日冦轰炸，沈家随同红十字救护车，临危不惧，在大火中抢救受伤市民，直到红十字会救护队最后一辆汽车撤退时，他才随车去了祁阳。

　　为了抗战服务，沈家长年颠簸，带病押运抗战物资，因劳累过度，在湖南祁阳运输药品途中，全身浮肿，患了急性肾炎，由红十字会想方设法送回上海医治。

　　治病期间，沈家认识了地下党党员陈杏生、沈涵等进步人士，进一步接受抗战报国思想。2年后，肾病初愈，他投身到地下党外围组织——益友社图书馆的工作，并积极为新四军运送急需的医药、医疗器材、武器。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抵制日伪文化毒害

　　沈家担任益友社图书馆总干事后，积极开展活动，如读书讲座、周末茶话会、家庭聚餐会、读者联欢会等，进一步团结群众，抵制日伪在文化领域对人们的毒害。

　　在沦陷时期，沈家搞过4次征书活动，图书经过筛选，除为适应各阶层对文化、业务需求而置备的书外，大量都是马列主义哲学、《家》《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大学》《在人间》等书，其中以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斯诺《西行漫记》最为热门。沈家还邀请著名作家巴金、吴祖光等来社演讲，图书馆成为益友社培养干部的熔炉，读者发展到1000人和50多个团体单位，每月出借图书达1500册。 

　　购买药材输送人才

　　1943年冬，作为地下党联络员的沈家、周清泉，潜入莘庄，通过打入敌后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兼莘庄派出所所长沈家骧（地下党员，沈家 之兄）及沈翔声二人，多次为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运往新四军。当时上海是日寇大本营，日寇、伪警军、地头蛇流氓到处设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要从那里取得急需的物资，无异于虎口夺食。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沈家等化整为零，通过地下党各群众团体，把一批批建设地下兵站、医院、电台、印刷厂所需的物资，送往新四军。电影《51号兵站》里，就有沈家的原型人物。

　　1945年，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长朱亚民带领部队，在上海七宝击溃日伪军，战斗中，朱亚民小腿中弹负伤，被送到地下党党员家中养伤。因朱亚民粉碎性骨折及化脓感染，沈家出面找其大嫂魏允慈（地下党党员），安排朱亚民在德国人开设的私人宝隆医院治疗，使其最终得以康复。 

　　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医疗骨干十分缺乏，沈家从益友社抽调有志青年，利用他在两年住院期间与医院、医生、护士建立的关系，请他们帮助培训，随后送往抗日根据地支持医疗工作。这些人中就有沈家的堂弟沈钧光（地下党党员），其在1945年8月担任苏浙解放区司令部新四军六四卫生部医生。

　　“照片里的父亲，眼神坚定沉着，到现在还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照片也为我们后代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沈黎明、沈炜珍兄妹情绪久久不能平复。本报记者 江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