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不费力气可以做好的便宜事”

　　对于北京家中这些学龄子女，谢觉哉在信中多是谈学习与品德教育。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考察时便和子女通信，事无巨细地关心教导成长中的儿女。比如，他会在信中和孩子们谈“吃苦”——“苦与不苦是比较出来的。同样的物质条件，某一地区或一时代的人以为苦，而另外一时代或地区的人却以为甜。”当孩子们来信说“妈妈够累了”，他会回信“能认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当他看到谢飞在学校要求下种了蓖麻子却疏于照顾时，他会写“做事，不只是人家要我做才做，而是人家没要我做也争着去做。这样，才做得有趣味，也就会有收获”。当他听谢飘说自己演讲“两三句腹内就空了”后，写信告诉儿子“世界上没有不费力气可以做好的便宜事。你们的病就在这里。写字不肯费力气，作文、写信、记笔记不肯费力气”。此后，他在信中告诫幼时“绝顶顽皮绝顶娇”的谢飘，“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当看到谢飘来信字写得过小，谢觉哉剪下认不出的字，寄给儿子，要求改正。因为在他看来，“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

　　在谢飞看来，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对待他们，从不会生硬说教，而会从小事着眼，生发开来。

　　1963年，临近谢觉哉80大寿，彼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的他从扬州考察回京，看到子女们集体贺寿的册子非常开心，同时也表示“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大的小的都以同样的纸写文章……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有组织，要能够服从组织或为组织中的倡导者，要戒骄戒躁，克服不能团结人的毛病。”　

　　除了写信，谢觉哉还会利用周末为北京的子女集体上课：让王定国讲述童养媳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孩子写毛笔字。

　　另外，当谢觉哉发现孩子们学完书法后没有收拾妥当，便又写信贴到墙上，表示毛笔要用清水洗，洗完插到笔帽里，不洗，毛笔就坏了。如此细节，他都会捕捉不放过。

　　“替人民当管家婆，颇不容易，但当好了，又很有趣味”

　　除了与家人的通信，《谢觉哉家书》还收入他与家乡干部及友人的不少信件。

　　1954年，谢觉哉主动给比自己年小三四十岁的宁乡县县长写信，表示希望了解故乡建设的情况，并叮嘱“莫误会我是向你要报告”，“我说的是自由通信”。在信中，谢觉哉甚至要家乡干部告诉乡亲：“谢觉哉愿意和人通信。”“不管是工作人员或非工作人员，他们有所见，有意见，有疑问，都可随时提出商量。我虽眼花事忙，只要字写得大一些（四号字大）不潦草，我一定亲自阅看，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写复信”。

　　确如信中所说，自此谢觉哉开始与故乡几位县领导持续几年通信，直到1963年他因病无法提笔为止。信中，他和家乡干部讨论养猪、稻田养鱼、林木保护、豆腐店、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1957年、1960年、1961年谢觉哉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到流沙河（注：宁乡地名）主要是看鱼，有人吹得厉害，后来我对张县长说：“乘舟归去看蔬鱼”，不是看这样的鱼，这是摆样子的，应对参观者的……

　　此后，针对家乡亲人及干部的浮夸接待以及森林遭砍伐等问题，谢觉哉多次写信，表示“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除了批评，对待家乡的青年干部，谢觉哉更多是希望他们“吃一堑长一智”，“人，总是由犯错误进到不犯或少犯错误的”。“为什么深入群众而又脱离群众，深入实际而又脱离实际，毛病在哪里？你自己必须也可以找出答案。”在谢觉哉看来，要注意两个字，一是听，二是想。“虚心听取各方的群众的意见，然后想他们是否说了真心话，为什么说这样话。”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叮嘱干部“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全断绝……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敢向你们讲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做过多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　“替人民当管家婆，颇不容易，但当好了，又很有趣味”。

　　近日，中宣部、中组部将《谢觉哉家书》列入推荐党员干部学习书目。在谢飞看来，父亲的这些书信，显示的是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家书之后，谢飞表示仍会继续整理父亲的日记。谢觉哉从14岁记日记，坚持七十多年，即使1963年中风后仍坚持用左手书写，留下大量珍贵史料。如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儿子谢飘曾问父亲5个圈的含义，父亲说是“共产主义者”，讲的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今，谢觉哉日记成为记录当年历史的唯一物证。

　　《谢觉哉家书》出版后，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销量很好，在读者中亦颇受好评，谢飞在各地参与多场分享会。在他看来，整理父亲的书信日记是一种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搞清楚自己的祖辈、父辈是怎么回事，因为人类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　

　　虽然从小就被称作“高干子弟”，但谢飞兄弟姐妹，无人求官、无人经商。如今重读父亲当年写给他们的“思想上‘看过去，看别人’、‘对人宽，对己刻’；生活中‘要自己动手’、‘爱惜东西’”的文字，谢飞感慨儿女的淡泊与父亲的教诲密切相关。

　　在《谢觉哉家书》封底，谢飞特别选印谢觉哉当年写给家乡亲人的一封信，信中赋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家乡一老农）。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本文参考《谢觉哉家书》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摘自《小康》2015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