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西汾阳人，当地有个说法，所谓“黑白两道”。黑是指煤，白指白酒。有时大家相互开个玩笑，就说，我们山西人就是要黑白两道。白酒是汾阳的支柱产业，也是人际关系里相互沟通的重要方式。我跟酒的交道打得很早，据妈妈说，应该是五岁之前，来家里做客的朋友，用筷子蘸了酒给我喝，结果呼噜了一下午。差不多开始偷偷跟朋友喝酒应该是高中开始的，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最快乐的事，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喝酒。最夸张的一次是全班所有的男生，周末带了菜，在教室里喝酒聊天。县城成长起来的孩子，对酒很感兴趣，对赌也感兴趣，所以我们有句话说，酒越喝越厚，钱越赌越薄。我很怀念中学时代那些喝醉的时光，它代表我们对未知和未来的惶恐，那时我们一无所有，能够感动彼此的只有友情，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那么惧怕。

　　我偏爱这些翻涌着情绪的时刻，爱下一刻的茫然未知。我所拍摄的电影，很多根本不是计划的结果。对我来说，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开始于剧本的写作。想要表达的愿望会在某刻变得强烈。摊开稿纸，打开电脑，但仿佛迷失了。我能感觉到我正在召唤我自己，另一个我在告诉我，要倾听自己。我并不是个痛苦的人，生活中倒是总很容易释然。然而那种焦灼，是一种在庸常生活中突然遭遇诗意的渴望。坐下来，用影像去遭遇那种诗意。那种感受一时很难用言语表达。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写作是人应该保持的生活习惯。它们不应该被认为是职业性的活动。它是人类普遍应该拥有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不阅读时我们有很多局限。事实上我们突破不了自己的局限性。那么，阅读不同的书籍，实际是跟不同的头脑交流。生活时常将我们隔离在一个理解情感自我的过程之外，阅读和写作是理解自己内心情感的途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了解、感受自我的需要。所幸我自己一直在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我的电影有一个特质，是在关注变化。我觉得这种特质不是我所独有的，而是一种人类的普遍。人类一直在变化，所有那些有生命力的艺术家，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在质询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从历史的维度上去理解创作，敏感的创作一定面对时代的变革。比如小津的电影里充满了那时的变革，包括物质，包括新科技给人带来的影响，铁路，发电厂，还有战后日本社会的迷茫。这种对于世界的敏感，在我最初的生命体验中，来自于大自然，我觉得人应该少惦记人的东西，多看动物，看万物生长，看春去秋来，关注过这些东西，感受过这些东西，就比较容易爱自由，再跟人相处，就比较容易平等。我的家乡不是什么典型意义上的山清水秀，但从小还是保持了跟自然的紧密连接，县城很小，没太多娱乐，在旷野里躺着看云飘一下午，就是特别大的娱乐了。

　　大概两个月前，《中央车站》的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来拍摄关于我的纪录片，他跟我一块回到我的老家。有天晚上，我请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吃饭，他也跟着一块去了。我们喝酒，喝很多酒：汾酒、竹叶青和红酒掺着喝，最后大家都醉了。这场聚会最后演变成一场热泪盈眶的打架。巴西导演紧张坏了，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制止呢。我回答他，因为大家打得都很愉快，这就是我们沟通感情的方式。

　　谭盾:指挥棒

　　这根指挥棒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波士顿买的，它的棒体用芦苇秆制成，手柄部分用的软木，拿在手上很轻，但挥起时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它的分量。我第一次用它指挥是与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合作，这一拿就是二十多年，用到现在。

　　这根指挥棒凝聚了我从小学到读完博士，二十七年学习的心路历程。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是双专业，指挥和作曲，跟随李华德教授学习指挥、赵行道教授学习作曲，去美国留学时，又受教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后来成为职业作曲家后，发现自己最为崇拜的还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那些指挥作曲家，比如马勒和伯恩斯坦，前者的《大地之歌》，后者的《西城故事》，他们所有的作品基本都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家，同时也是作曲家。我自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由自己来指挥。

　　在指挥方面，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作曲方面先成功了，所以当我可以自如地以作曲家的身份和世界上顶级的乐团合作时，他们也会邀请我去做指挥。我第一次用指挥棒是从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的，第二次是费城交响乐团。一般而言，指挥家的道路是从下而上的，先从中学的合唱队开始，再到城市，继而到国家，最后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而因为作曲，我幸运地从开始就指挥了世界顶级乐团。

　　我记得第一次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时候，乐团总经理跟我说，你可以闭着眼睛想象这个乐团是一条河流，你不要去改变河流的走向，但是你要让自己在这条河流中间流得更自如，而使得这条河流更漂亮。

　　这句话实在精彩！我常常是拿起指挥棒时要去感受手中无棒，在手中无棒的时候要感受心中有棒，这种“有”与“无”的辩证是一种强烈的道家意识和禅宗意味，就像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的指挥和老庄、禅宗有关，这让我对于指挥棒的使用非常敏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是我个人非常珍视的音乐的信仰。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的生活每天都和这根指挥棒息息相关。它对于我来说就像李小龙的三截棍，或者武僧手中的少林棍，是内部心灵与外在舞台的桥梁，也是自我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更是我的音乐从灵魂走向大自然的桥梁。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变化多端的风格、层次复杂的哲理、东西文化的融合，其实都跟使用这根指挥棒的风格、技巧有关。比如说用这根指挥棒指挥法国印象派的音乐时，它就会变得飘逸而阳光；当它用来指挥贝多芬的音乐时，会让人觉得刚柔相济、命运多舛；用来指挥我自己的音乐时，就会有瞬间的时空转换感，从黄土高原到楚国疆域，从江南丝竹跳到北方的紫禁城。

　　嵇康说，声音没有哀乐之分。声音之所以成为音乐，是因为内心有感触，这根指挥棒在普通人挥舞的时候自然是没有音乐的，但是在我手中却不一样，它传递的是内心深处的能量。

　　摘自《生活月刊》编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珍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