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看守所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告显示，这是公安部经深入调研论证、反复修改完善，并多次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地方公安机关的意见后，形成的《意见稿》。主要是为了完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证被羁押人员合法权益。

　　《看守所法》，可谓姗姗来迟。现行的《看守所条例》，还是根据1979年的刑诉法制定，于1990年颁布。近三十年间，作为其上位法的《刑事诉讼法》两次大修，《看守所条例》却沿袭至今，以至于“人犯”这样的称谓充斥其间，严重滞后于权利保障的现实。

　　改“人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似只是概念之争，实则关乎程序正义。一个法治常识是，未经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称谓的替换，实际上是把审判定罪的权力交还法院，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沿着最大限度保障嫌疑人权利的逻辑，《意见稿》在很多方面做了技术性修补。比如，对具有特别重大安全风险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单独关押；未成年人不适用单独关押，等等。总体来讲，这些修补以更人性化的面貌，彰显了在法院定罪前，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时的审慎。

　　当然，不论是浙江张氏叔侄冤案，还是轰动一时的躲猫猫事件，为人所诟病的核心，正在于看守所在手握羁押权的同时，其运作因为缺少监督而脱轨。颇为讽刺的是，此前公安部官员称“5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外界一片质疑之声。这种质疑，背后是对看守所运作不透明的担忧——与限制公民自由的莫大权力相比，透明度不足，公安机关的权力行使，存在着被破案率等政绩指挥棒干扰的天然漏洞，给刑讯逼供带来“便利”。

　　对此，《意见稿》也作出回应：应主动公开有关办事程序和监督方式，接受社会监督。具体措施，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嫌疑人与律师会面时不被监听。这是以证据留存的方式，倒逼公安机关依法侦查，这意味着，以前那些看守所意外死亡时，监控证据正好灭失的情形，将不能有推卸责任的理由，进而全方位筑起权利“防护墙”。不仅如此，对看守所警察在履行监管职责中失职渎职的，明确了处分追责标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此前，坊间一直有侦查和羁押分离的呼声。也就是说，将羁押权交给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只负责侦查，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此次公安部的《意见稿》，还是将看守所的羁押权置于公安机关的框架下。不过，在公安机关的权力得到监管的情况下，侦查与羁押绑定是利是弊还待探讨。在意见征集碰撞过程中，最有用的，是对修补细节的理性讨论。至于希望有什么新的修补，相信公众的声音，最终将推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