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意延年”（见图），句美印佳，是吴昌硕四十九岁那年的作品。时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公元一八九二年。那时，昌硕公已经定居上海滩。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懵了——不对啊，陈某人你搞错了，吴昌硕要到一九一二年才定居上海。前不久报上刚登过一篇文章，指责安吉吴昌硕纪念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夏，吴昌硕始脱离苏州公职，举家迁至上海吴淞定居”是错误的。那篇文章说“应该是一九一二年五月”。该文作者“曾于二OO七年十月五日下午，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执行馆长吴越兄的陪同下，采访了其父，吴昌硕的孙子吴长邺先生，吴长邺明确地讲：‘据我父亲（吴东迈）讲：吴家全家搬来上海，是民国初年（一九一二）的五月间’”。

　　我对昌硕公辉煌的艺术成就，一向佩服得五体投地。“文革”中被掠走的一部昌硕公花果册页，小时候就经常拜读，听先严解释上面的题头。但对于岁月日期，也一向并不留意。虽然后来读过一些关于昌硕公的文字，也没去考过几岁几年他做了什么。有一段文字，记忆却极为深刻——

　　上海书店出版过一套《民国史料笔记丛刊》，我几乎都买来阅读。在日本的那么些日子里，我不会喝酒，就少了许多应酬，多了些时间补读年少时被荒废了的学业。那套丛书里有一册孙家振的《退醒庐笔记》，内中有一则《吴昌硕三绝》，说昌硕公和作者在沪南升吉里比邻而居，时在前清壬辰、癸巳间。因此“暇辄晤叙”。他记录昌硕公曾有题折枝菊诗：“吴淞江口海西隅，采菊人归羡隐居。乞得一枝供下酒，《汉书》滋味欲输渠”。这后二句，我一直很喜欢。壬辰、癸巳是哪位皇帝，公元又是几何则从未去注意过。仅记得升吉里这一地名，还误以为是现在挂牌的故居吉庆里的旧名称呢。

　　二十来年前，我收得一张便笺，三行行书“吴昌硕住上海大东门外升·吉里·安吉吴公馆”。请老师鉴定，是昌硕公真迹无疑。我便开始了疑惑，原来这升吉里在南市大东门外。也就是说，吴公家属在吉庆里以前，是居住过升吉里的。想来是家属同居，否则称不上“吴公馆”。我携了这便笺去拜访过吴家伯伯（长邺先生），老伯说，祖父（指昌硕公）从来没有住过升吉里，这个地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看来，吴家伯伯没有读过《退醒庐笔记》。虽然那天我也带了此书，但没有拿出，怕老人家尴尬。孙家振是名报人，主编过《新闻报》《时事新报》等新闻，并非书画界人，没有必要拉大旗，说吴昌硕是邻居以壮门面。所以他说昌硕公住在升吉里应该是事实。况且昌硕公自称其地为“安吉吴公馆”，方便别人联络，绝不是客居几天的朋友家。

　　“美意延年”款署“壬辰八月”，按时间推，大概刻于升吉里。昌硕公中年时代的作品，精妙绝伦，已臻化境。此印用吴让之的笔意上追石鼓文，富吴带当风的韵致，又现古封泥斑剥苍茫气息。秀美而具震撼力。是其创作辉煌期的辉煌作品。这方佳作，简直无瑕可击，几乎接近完美。其运刀看似毫无心机，肆意为之，其实极具匠心。微妙的粗细变化和神完气足的断断续续，在在反映线条的力度和厚度。整个印面，和谐敦实，既溢书卷气，又富金石气，二气并美。

　　很多印家都有同感：昌硕公中年时代的篆刻作品滋味无穷，令人一唱三叹。晚年作，虽然也有精采佳构，但微嫌做得过火，破残稍感多余。加上老年假手　他人奏刀的不在少数，所以影响了整个晚期篆刻作品的欣赏度。即使是极为著名的“西泠印社中人”，距离辉煌时代的水准，似乎也存在一些距离。

　　“美意延年”是为“若波先生”所作。应该是吴门画家顾若波。顾氏有声于时，略长于昌硕公。得到此印二三年后即谢世了，也不过六十来岁。

　　居住在升吉里的昌硕公，正当壮年，创作欲十分旺盛，挥写过许多书画，也曾在癸巳五十岁那年，辑刊自己此前的诗作成三卷本的《缶庐诗》。

　　刻制“美意延年”的前后几年中，昌硕公还创作了大量掷地有声的篆刻经典作品。有不少款署“刻于沪”。难道在孙家振所说的这二年前后，昌硕公也居住在升吉里？还是居住在上海滩的某个地方？看来昌硕公尚有许多生平空间，待有志于此的专家们去探索研究。吾当翘企而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