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篆刻素为文人雅事，需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然而在晚明竟出现了一位家仆印人何通，所作深得士大夫们的推崇，令人啧啧称奇。至近代印坛，也有一位人微才秀的黄包车夫，通过自己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追求，终得印学心法，跻身于名家之列，这位草根印人就是篆刻大家王福庵的得意弟子——顿立夫。

　　顿立夫（1907-1988），名群，又字历夫，七十后号惬叟，别署三不庵。河北涿州人。幼年失怙，随母流落北平，因家中贫穷，辍学后靠做苦工以奉母。1920年起，王福庵曾应北洋政府印铸局之聘，旅居北平，雇佣顿立夫为其包月黄包车夫及杂役。顿氏年轻质朴，办事勤快稳重，颇得王福庵信任。洒扫庭除之际，见笥中有主人所弃印稿，悉数捡出，工暇潜心研读、临摹，不数年已初窥门径。某日王福庵刻印后略不合意，正欲修改磨去，不料侍立一侧的顿立夫竟说：“主人此作甚佳可存。”令王福庵惊讶不已，不想一位车夫竟然解印。此时顿立夫尽出所集印稿及临作，奉手请益。王福庵见其爱古志笃、勤勉敦厚，便破例收入门下，悉心指授，顿立夫由此登堂入室，未几所制已能逼肖福老。

　　之后王福庵南下金陵、上海，窃念顿氏居家北平，不忍其亲人分离，劝其不必相随。不料顿立夫笃志学艺，誓愿侍奉左右，经再三恳求，终得王福庵应允。在宁沪期间，意气风发的顿立夫广交艺坛名宿。1932年由上海西泠吴幼潜出版的《现代篆刻》一至八集，收录了当时包括赵叔孺、王福庵等在内的三十余位篆刻名家印作，年方廿六的顿立夫已崭露头角，忝列其间。不寻常的经历和不让乃师的水平，令大画家张大千对其印作也极为欣赏，此时大千因避战火，漂泊辗转无定，印章亡失略尽，便委托友人代向顿立夫求刻牙印数钮，并向弟子们加以推荐。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及各部属机构欲物色印鉴制作名家，由陈叔通来沪上延请王福庵再次出山，年逾古稀的福老立刻想到了这位学业有成，正值壮年，旧家北方的弟子。而此时传统篆刻艺术品市场的消退，海上印人的鬻艺生涯也跌至谷底。如能在新政府部门中谋取一份适合自己专长的职业，也是件好差事。

　　师徒别离，虽有不忍，但顿立夫返京之后，如鱼得水，大展身手，俨然成为北方印坛一名家。顿立夫晚年深居简出，创作至老弥笃。他在“篆刻生涯六十年”印款中曾自豪地称：“六十年篆刻生涯尚无疲倦之感，刻此以志，我精力未退，可喜。”并在“小鸥汀馆鉴藏金石书画之印”边款中称：“结构严密，笔法飘逸，用刀爽朗明快，此印兼而有之，敢与前贤一争短长。”对自己的创作充满自信。 

　　综观顿立夫印作，不论朱白，早年步趋王福庵，松灵秀逸，气静神闲，深得工稳印之三昧。顿立夫晚年欲跳出福老窠臼，善于吸收赵之谦大块留红，黄士陵用刀铦锐犀利的特点，白文印以小篆方笔入印，方圆相融，疏密相映。细朱文印上下篆字拉宽间距，益见松朗。然而顿立夫晚岁部分朱文印有意减少参差衔接，反而略感松散而少呼应。白文印弧笔过多或舒畅其下，也难免留红琐碎，印中文气也较福老稍逊，要之，学养毕竟是艺事出类拔萃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