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批的程十发、刘旦宅等都来小镇散心，一时间枫泾成了上海画家的乐园与我在上海隔室居住的程十发是松江人，祖一辈在枫泾，他理所当然对枫泾十分有兴趣，可巧在“文革”“批黑画”的浪潮中，他再一次受到批判，心情可想而知。他比我年长十多岁，我一向把他当成良师益友。在他极为苦恼时，我提出请他到枫泾小住一段时间，他欣然接受了。程十发到了枫泾受到了热烈欢迎，听着家乡话，吃着家乡菜，他的心情非常的好，吟诗作画说典故好不热闹。凡求墨宝的，他都当场挥毫，不是三尺的就是六尺的全张，估计起码画了三十多幅，尽管是急就之作，但毕竟是大家出手，多是精品。这些墨宝现都留置在枫泾人手中，确是一笔珍贵遗产。刘旦宅是我的同事，他十分倔犟，从不在批判中低头，在批黑画时他没有逃过。我不知他如何知晓我在枫泾，有一天突然在枫泾文化站出现，于是也住了下来，以他的名声，也同样受到欢迎。他这个人寡言，但为人真诚，只要你对他是真诚的，他会加倍地对待你。有一次，出枫泾火车站时，看到站前池塘里盛开的荷花，提出要进入荷塘去看荷花，枫泾乡亲弄来一个探莲盆，用竹竿推着他进入池塘中央，满足了他的愿望。在那里他呆了好长时间，而就在他准备上来时，探莲盆不听使唤，他上不来，这时还是乡亲挽着裤脚管，下池艰难地蹚到他的面前，推着木盆到岸边，他才回到岸上。这件事让刘旦宅大为感动，回到文化站也没说什么感谢的话就作起画来。本以为他要画荷花，但出手的都是他经常画的人物、花鸟等，他不等别人开口，每人一张，童叟皆有。而后负责美协的吕蒙与夫人黄准也来枫泾看我，那时正值春季，我烧了一锅咸肉竹笋，加上新米饭，他夫妻俩儿不要说有多快活。陆续我的老领导李槐之、画家顾炳鑫、赵宏本、钱大昕，还有浙江美院院长、也是我的同学——肖峰和他爱人也来了，老友汪观清更是隔三差五地来枫泾小住，郑家声也以下乡创作为由，来到文化站与我同住同吃同创作。后来出版社又派来两位青年，要我带他们学画。一时间枫泾成了上海画家的乐园，走在街头人们都叫我韩老师，我们已彻底融入了枫泾。
“四人帮”粉碎后，本可以回上海去，但因为这份感情，我们留了下来。那时各地兴起乡办企业，公社党委书记与我闲聊时谈起这件事，我记在心里。一次偶然机会，一个熟人来看我。他有很多工厂朋友，答应帮忙想想办法。不久，金星电视机厂有些部件需要加工，在他的牵线下，枫泾办起了一家电子元件厂，名字很好听，既与农村有关，又与日本企业的名字相连，叫佳田制造有限公司。金星厂派师傅去指导，厂部就放在公社大礼堂，很快企业就上了轨道。那时公社对引进人员有奖励政策，公社派人到上海送来两万块钱。我当场拒绝，但送钱的人硬把钱留了下来，说这是他们的任务。我总觉不妥，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我与儿子赶到枫泾把钱退回去，公社党委书记再三解释，但我还是没有接受。在我困难时枫泾人民接受了我，还为我创造了这么好的创作条件，是枫泾的一方水土养育了我，这种感情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这才是最珍贵的。听了我这番话，书记就收回了这两万块钱。后来这家厂建厂房时特地盖了一幢小楼送给我，我也没要。
我对胜利大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一直想为他们做点事。那几位美术组人员更是可教之才。说也巧，当时恰好我的老领导赵坚调任书画社社长。有这层关系，请他帮助从大队调几个人来学裱画，他一口答应并很快通知我派人去。书画社裱画车间的师傅，均是荣宝斋调来的老师傅。我以前与其有过交往，他们对这三个青年教得特别认真。三个月后，他们回到大队办了一个裱画作坊，业务均由书画社派下来，以后又接到古籍出版社的业务。我与大队书记商量，赚到的钱作为大队基金，在分配时弄一部分提高工分值，他欣然接受我的建议。程十发回到上海画院官复原职后，听说这里办起了裱画作坊，极为高兴，并把画院的画交给大队去做。随着时间推移，现在裱画作坊已成历史，他们大都自己开业了。其中一位叫龚明华的，现在已是上海裱画业一流的裱画师，不但能高质量地裱一般的画，还能修补古画，在画家圈子里很有声誉。
放不下枫泾这段生活，从美国返回，以系列画作给枫泾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回上海不久上海大学成立。我们社长被调去筹建美术学院，并把顾炳鑫与我抽调过去。我被安排到系里担任一个副职，兼任美术创作研究所主任。送走三届莘莘学子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我突然想起老子的一句话——“功成身退天之道”。六十刚过，我就打了退休报告。退休后我就去了大洋彼岸美国，在纽约一呆就是八年。油画在我国是舶来画种，我的目的很简单，就像唐僧一样去取真经。本想呆三年回来，可亨特学院温维尔教授帮我弄到绿卡，这在当地是移民趋之若鹜的东西。这样又过了三年。久而久之乡愁扰得我不得安宁，尤其想到枫泾这段生活，我实在放不下。那时正值移民局要我办入籍手续，民族的尊严占据了我的脑海，我便下了决心回国。
其实在纽约时，我画什么？怎么画？年轻时我对法国巴比冲画派十分喜爱。小荷兰画派维米尔表现城乡生活的作品也强烈地吸引我，在纽约的那段日子，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大都会博物馆存放的原作。我想到了要画枫泾，这是再好不过的借鉴，同时受现代平面构成的影响，我开始画起来。
想到“文革”时期枫泾曾有上海画家云聚，并留下了大量的画，对金山来讲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我渐渐产生了收集留在枫泾人手里的画，出一本画册留给后世的想法。这事非我莫属。巧的是，金山县委宣传部正有此意，便一拍即合，由我组稿，从编辑到出版忙得我够呛。终于出版成《丹青蕴情》画册。在枫泾，我的一个农民学生，搞建筑公司，富裕了。他还想继续学画画，并特意把一幢小楼重新装修，要我去住，去作画，他可以向我学画。那里环境虽好，但我枫泾朋友太多，经常拜访我，一坐就是半天，耗时太多，我便构图时到枫泾，制作回到上海，这样我创作时间得到保证。《吴根越角画当年》就在他们的参与下完成了目前十二幅，依他们还要我继续创作下去，他们毕竟是当地人，自然知道的枫泾风情比我多。我长期在人美社工作，创作连环画的艺术形式就是要老百姓看得懂。而后在纽约博物馆更让我感悟到，凡看得懂的名画都挤满着观众。所以我创作就走“老百姓看得懂”这条路，但决不能画得俗气。这十二幅组画我这些朋友们看了都很满意，其中也汲取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画《吴根越角画当年》的目的，就是要给枫泾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让后人对那段历史有个形象的认识。
那段生活对我十分重要，每当想起她就会产生流连忘返的感觉，有时不知不觉地会沉浸在那段美好的回忆中……尽管那个年代有些苦涩，但在那里我享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我——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得到了尊重。这一切都要感谢枫泾人，他们没有因为外在压力而改变自己处事的立场和为人之道，这便是吴越文化传承的最好见证，值得深思！
摘自《档案春秋》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