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方孝孺，一直很敬佩。鲁迅先生说他“迂”，恐怕是真的。如果通脱一点，可能不会遭到杀身之祸，以至累及十族，连他的学生也遭难，死了八百七十多人。但他确实是位有气节的人，虽然他的“忠”，不免“愚”，而且“迂”。昔日读《逊志斋集》，还不感到什么，这回读他的两论，觉得都有点儿迂的味道。

　　且读《豫让论》，劈头就是大道理：“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深虑论》更迂，所谓“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其例证是：“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于是反问道：“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这里的“天”，是带有宿命的意味的，且不论；如以自然规律解，谁也摆脱不了。然而作者在文章开端提出的现象，确是后人应予记取的：“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故为人做事，需深谋远虑，特别是看来不足虑之处，更要谨慎。方氏此言，绝非迂阔之论，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