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

　　冈田中佐采纳了井上咸的意见，日军避开中国军队锋芒，向南撤退。不过，在井上咸看来，这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案，如果中国军队缠上来，边打边退的日军在运动中很难控制部队，极可能在连续的战斗中被打散。

　　在第65团发起对第三大队的总攻（中方称为百贼河之战）之前，中方统帅部已经下令将傅宗良团长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审判。因此，25日下午，一攻占敌第三大队的阵地，傅宗良立刻将职务交待给副团长罗英，说：“从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你代理，我走了！”26日赶到新平洋转回师部等待处分。中方内部的这一场风波使前线的指挥出现混乱，因此未能抓住战机对冈田大队进行有力的追击。

　　王楚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驻第65团美军联络官艾伦中校，一向同傅宗良不和，现见傅宗良不遵从史迪威的命令擅自变更进军路线，便向史迪威揭发其事。史迪威未经查证，就电报重庆告傅宗良抗命，请将其调回国内惩处。蒋介石遂电令廖耀湘：据报，傅宗良擅自变更进军路线，显是敌前抗命，着解回重庆法办。在此之前，史迪威已将他给蒋介石的这个电报副本发给了廖耀湘。”

　　王楚英的回忆：“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65团攻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此时，史迪威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65团前线考察去了。他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议。26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

　　回到新22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新22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这一仗，中方史料称为“打洛踹营之战”。打洛，是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也是日军在这一带最大的据点。

　　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我采访了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他的老家就在缅北的西堡（中国也有翻译成“细胞”的）。

　　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打洛上个世纪后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若是去当地看，的确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远征军经过的缅北许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人口不多，还是有人聚居的。特别是打洛和新平洋，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与其他小村落不同，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后裔为主。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纳税金，以自治为主。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称为镇固然勉强，但并非不毛之地。

　　缅北爆发战争以后，当地居民大多逃走，或随中英军队退向印度，或南下到缅甸南方较为繁华的地方。

　　从所收集到的资料看，远征军在缅北的战斗照片背景中，也经常有缅甸平民使用的木质、砖瓦小屋，有佛像的寺院，甚至一些西方人士用于避暑的精美别墅。

　　不过，打洛这种“镇子”，建设时只是为了方便居住，仅仅有一些木板房而已，绝非据守之地。所以，日军的记载中，并未在打洛组织抵抗，中国军队攻占打洛，属于“无血占领”。

　　那么，被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得绘声绘色的“打洛踹营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一仗的确是存在的，只是地点并不在打洛镇，而是发生在俯瞰打洛的马约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