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打工家庭的命运虽然并不常见，但也绝非孤本。南方日报近日接到了近百起广州周边外来工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投诉报料。当外来工和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外来务工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可能成为导致矛盾激化的根源。

　　举家打工还债  父母双双病倒

　　自从2008年南下广州后，蔡昌雄一家三口再没回过湖北武汉的家，几年前贷款盖的砖瓦房，如今早已是青草萋萋。

　　2006年，18岁的蔡昌雄与人发生冲突被砍伤，经鉴定为七级伤残。父母从亲戚朋友处借了十几万给蔡昌雄看病。2008年春天，一家三口来到广州打工挣钱还债。

　　蔡家在荔湾区城中村租下一个单间后，便开始了漫长的打工还债生活。母亲姜秋英先后在当地三家宾馆当过服务员，而父亲蔡国春带着儿子在过去几年中做过洗车、服务员等多个职业。

　　2011年4月，父子两人经过考试，同时进入了黑龙江宇林公司广州分公司工作。据了解，这家公司承包了广州地铁的部分维修工作。经过半年试用期考核，去年11月份，蔡氏父子与该公司签定了劳动合同，成为广州地铁维修工。但是父子俩发现，公司在这份劳动合同中，并没有提到为职工购买社保。

　　蔡国春回忆称，“当时签合同，大家都知道没有买保险。有些工人要求买，但是负责人说‘要么自己走人，要么被公司开除’。”面对着每个月3500元的“诱人高薪”，蔡氏父子再三考虑后，决定留下。

　　蔡家人打算着，“省吃俭用，不到五年就可以把债还清，还可以省出点钱把家里房子翻修一下。”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9月开始，母亲姜秋英不停咳嗽，偶尔发烧。两个月后，姜秋英的病越来越严重，到广州市中医院检查后姜被确诊为“巨块型肝癌”晚期。

　　一想到家中尚未还清的债务，姜秋英坚持拒绝住院治疗，“都已经是晚期了，就不要再花钱了。”无奈之下，父子俩将姜秋英接回家中休养。

　　儿子蔡昌雄到处帮母亲询问治疗肝癌的偏方。姜秋英每天的医药费大约200多元，目前已花去3万元。为了让妈妈休息得舒服一点，蔡昌雄终于低价租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没钱治病，但也希望能让妈妈安心过完剩下的日子。”

　　今年的2月15日，一家三口搬进“新家”。但命运似乎并没有让蔡家感到欣慰，半个月后，蔡国春晕倒在工作岗位上。

　　3月1日，广州地铁公园前站。吃完工作午餐，蔡国春匆匆赶往工作地点。在通过地铁通道时，他突然晕倒，不省人事。工友将他送到车控室中，给他服下救心丸。之后蔡昌雄赶到，将父亲送到珠江医院进行检查。

　　3月3日，检查结果出来：蔡国春“心脏重度狭窄，建议尽快住院手术，更换人工主动脉瓣”。医生蔡家，“如果再晕倒一次，蔡国春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蔡国春拒绝住院手术。“做一次手术就要七八万，还有医药费，家里哪有钱啊。”

　　缺乏基本保障  生存难以为继

　　昨天上午，记者在蔡家租住的房子中见到了这对双双卧病的夫妇。在潮湿阴暗的一楼房间里，姜秋英紧紧拉着记者的手痛哭，情绪激动的她猛咳起来，“每天我们就这样躺在床上互相问着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这样。”一旁的蔡昌雄摸着母亲消瘦的面庞，泪流不止，“又发烧了。”

　　房间里的电灯早已坏掉，蔡昌雄拿着台灯仔细查看母亲。安慰好母亲后，蔡昌雄又带记者来到蔡国春躺着的小阁楼。

　　蔡国春试图坐起来，刚挣扎了一会就已气喘吁吁。“我和儿子都被公司停职了，我们也没有买任何保险，跑了很多地方都没个说法，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儿子忧虑的面容，蔡国春更是紧锁眉头。“家里除了一台电视机，一个电饭煲和一辆自行车，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连变卖都没有卖的，房子迟早也会租不下去。”

　　蔡国春病发后次日，蔡氏父子找到公司相关负责人，希望能够以公司名义购买社保，但相关负责人以公司为外省单位，不能购买广州医保为由拒绝。同时，蔡昌雄的员工牌被收回，该负责人认为，蔡昌雄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合地铁维修工作。一位史姓负责人表示“什么时候上班，要看他的精神状况。”

　　辗转多个部门  遭遇困难重重

　　3月11日，宇林公司负责人来到蔡家，送来父子俩二月份的工资共6000多元。同时要求蔡昌雄签协议“证明公司曾到蔡家看望过”。蔡昌雄以没有解决事情为由拒绝。

　　“你们要求买保险，那就准备好相关资料，过两天我们就过来拿。”该负责人留下这句话后离去。

　　在此期间，蔡昌雄奔走在各个政府部门。

　　最初，蔡昌雄来到荔湾区劳动局投诉，由于黑龙江宇林公司广州分公司是在天河区注册，蔡昌雄随后又找到天河区劳动局。天河区劳动局则要求蔡昌雄到工商局查出该公司的注册信息，蔡昌雄找到信息后，又被天河区劳动局介绍到了天河区法律援助处。

　　3月13日，史经理通知蔡昌雄，公司已经为其父子购买了三月份的保险，准备再为他们购买三个月。但史经理坚决否认公司有“要买保险的话，要么走人，要么被公司开除”的说法，并表示该公司员工流动性比较大，工人们一进公司就有口头约定，工资里包含保险费。“要不然你以为你一个打工的能拿到几千块的工资？”

　　令蔡昌雄感到奇怪的是，他在天河区地税局并没有查询到相关的参保记录，工作人员称，蔡氏父子的信息只是通过广州俊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在地税局进行登记，但是黑龙江宇林公司广州分公司还没有交钱，所以他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办理好参保。

　　昨日，蔡昌雄就此事询问史经理，史经理承认确实还没买，称公司是“挂靠俊博人资的，具体操作由俊博来做”。史经理同时也表示“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上法院公司也奉陪”。

　　据该公司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友透露，他们都没有购买保险。对于史经理说的工资里面包含保险费，工友表示都不清楚。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工作人员了解了蔡家的情况后，建议蔡昌雄先到天河区工商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时到天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公司将蔡氏父子停职事宜。听了他们的建议后，蔡昌雄心里多少有了点谱，“在这里，我有种回家的感觉。”

　　南方日报(闫昆仑  喻春燕  沈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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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回应：单位应为员工购买保险

　　广州市医保局表示，凡是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用人单位都应该为其购买医保。针对一些外来年纪轻、流动性大且不愿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员工，企业可以选择低缴费的外来工医保。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称，“企业要善待员工，但员工也要积极争取自己的参保权利。企业不为员工买医保的，员工可向劳动部门投诉。”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凡符合规定条件，参保单位成功办理了登记并缴费，从缴费的次月起，参保人如患病需要就医，即可享受门诊统筹、门诊慢性病、门诊特定项目以及住院等统筹支付待遇。

　　■专家观点：企业应负全责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永平表示：出现这种企业不给职工购买保险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管理的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应该负全部责任。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可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来解决，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扮演从宏观上引导和监督的角色。目前我们国家保障弱势群体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公益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缺。他们能更好地表达弱势群体的声音，更有效地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公益组织：“工友太缺乏法律常识”

　　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学系的曾飞洋1998年创办了专门为工人服务的“打工族服务部”。曾飞洋认为，像蔡家所遇到的情况并非个案。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想方设法规避社保责任：如跟工人签订“自愿书”，要求劳工“自愿”放弃社保；或者是跟劳动者达成口头协议，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就很难证明劳动关系。由于政府对社保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劳动者维权意识不强。“希望工友们提高法律和维权意识，有了一次完整的维权经历后，就能通过自身经历影响和带动周围更多的人。”

　　经过十几年的接触，曾飞洋发现：工人长期处于无组织、个体化、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没有发声渠道。他坦承，“我们只能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但我们能力有限，真正想要解决问题，还得靠政府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