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说，他1928年才开始写作的。他写的《三天半的梦》就是投给鲁迅主编的《奔流》，从而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关注。后来鲁迅向日本友人增田涉介绍张天翼的小说集《小彼得》时说：“作者是新出现的，被认为有滑稽的性格。”说到这里，张天翼很兴奋，说当时鲁迅是享誉海内外的大作家，而自己乃是初出茅庐的普通作者，受此奖掖，就像李白赠汪伦诗那样，汪伦本是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经李白的一首赠诗，就名传遐迩了。张天翼还说，他虽然喜爱文学，也没想到过一定要当作家，经过鲁迅先生一番鼓励，才信心倍增，决心朝着文学之路走下去。

　　他侃侃而谈，如坐春风。谈话结束时，他还赠给我刚出版的《张天翼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他的代表作《大包与小包》、《华威先生》等。

　　白榕秉侠义 乐助陈登科

　　在北京与白榕重逢，我感到十分激动。回想1947年在上海同窗时，正值学生运动汹涌澎湃，白榕亦积极投入，还担任了学生运动的小领导。在一次“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队伍正浩浩荡荡进入西藏路，忽然迎面开来两辆军警的吉普车，他们想阻止队伍的行进。但学生们不为所动，照样挥动标语小旗，口号不断，震动街巷。坐在军车上的军警急了，跳下了两个彪形大汉，厉声呵斥：“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出来捣乱，成何体统？”这时，白榕也不甘示弱，手拿话筒高声反问：“你们这些警察不好好保护民众，却反过来镇压民众，又成何体统？”

　　在“文研所”相遇，白榕更加成熟了。他对学友们充满了友爱之心。我读高校时患上了失眠症，苦不堪言。白榕知道后，一边开玩笑说我是“失恋”，一边替我向上级反映。于是，原来安排三个人住一房间，结果我住上了两人一间，适当减少了同屋干扰。我至今犹存感激之情。

　　编在一班的陈登科也很喜欢白榕，这或许因为白榕是安徽人，陈登科是来自安徽的记者，两人可谓老乡了。当两班合在一起上大课的时候，陈登科总是和白榕挨在一起坐。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大学里学过一些文艺理论，记录讲课内容并不困难，而陈登科的文化基础较薄弱，听课记录有些力不从心，白榕就主动为他当“翻译”。想不到陈登科以惊人的毅力，在所里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淮河边上的儿女》。他这部连写带画的小说草稿（有些字不会写，只能以画示意），最先就是请白榕和张葆真看的。白榕看陈的稿子，需要把那些“画”顺着意思转换成文字，所花费的精力不亚于自己创作一部长篇，但白榕常常被作品里的精彩情节所打动，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对人说：“我是登科作品的最初读者，既荣幸，又快乐。”

　　蹲点大名县 创作获源泉

　　按照所领导的安排，我们研究班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要到基层去“体验生活”，为期三个月。共分三个组，有的去山西煤矿，有的去青岛纺织厂，有的去河北大名县农村。我本来想去青岛的，却被王孔文动员去了大名乡下。我们这个组由作家李方立带队，组员有刘真、王孔文、张泰芳、白婉凊、邸金俊等。

　　李方立本是一班学员，为人忠厚，处事公平，为学员们所信服。那时他才30岁，才华出众，已有几部作品面世，小说《步步登高》更为人所称道。“鼓打三更做一梦”，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也可能是他作品中的台词吧。于是人们索性就叫他“鼓打三更做一梦”。他当时新婚不久，碍于组长的身份，想念心上人不好表现出来，只能背着人写情书。好在他是小领导，常有机会到大名县里去开会，便利用开会的空隙，一封情意绵绵的家书就写好了，朝县里的邮箱一投，既方便，又快捷。

　　最受群众欢迎的莫过于女作家刘真。她的作品《好大娘》发表后引起社会好评，丁玲破格把她调来“文研所”，并且亲自做她的辅导员。那时她才23岁，比我们都年纪小，斗争经验却很丰富。她有一整套联系群众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唱歌。她早年在部队参加过文工团，能歌善舞。一支《妇女解放歌》唱遍村头巷尾，引得男女老少无不为她喝彩，村民们都把她当“自家人”，喜欢请她到家里做客。在油灯下、热炕旁，妇女们一边缝旧衣、补袜子，一边听刘真讲动人的故事。当然刘真去做客也是有条件的，那是要乡亲们说心里话，谈农村发生的新鲜事。她脚快笔勤，有闻必采，天天晚上写笔记，从不间断。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弄清楚了当地合作社的社长是个假劳模，贾建明才是真劳模。李方立很高兴，还开了小组会，号召我们向刘真学习。

　　还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被称作“乡土作家”的王孔文。他是山西襄垣人，1939年参加“牺盟会”，1946年加入共产党，是太行山上的老民兵，参加过多次战斗，立过功，受过奖。解放后，他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小说集《庄稼人的故事》出版后，受到领导的青睐，也被选调来文研所学习。他在所里除正常学习外，还兼任部分人事工作。这次在大名，他处处都做有心人，如我们居住所在的环境、历史和民俗，他都了然于胸。比如，哪些地区当年曾是主战场，消灭过多少敌人，哪些地方是游击区，我游击队是如何跟敌人进行周旋的，他侃侃道来，如数家珍。几十年后，他能写出《太行英雄传》这样的巨著，恐怕绝非偶然吧！他对赵树理的小说情有独钟，一篇《李有才板话》不知读过多少遍。在大名乡下，一天工作下来感觉挺累的，我老想躺在炕上歇一会，可是孔文不知哪来的劲，不但没有一些倦意，反而又捧起了赵树理的小说，书上被他画满了圈圈点点。

　　难忘毕业时 田间赠金言

　　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田间有汗马之功。1950年至1953年，他是“文研所”的秘书长，而后“文研所”奉命改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他又是首任所长。有很多文史资料常把“文研所”与“文讲所”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

　　田间虽是所领导，但平易近人，从不高高在上，而是与学员们打成一片。1953年元旦，所里张灯结彩，晚上众人都在俱乐部尽情娱乐。这时，田间也来到我们之中。他很喜爱弈棋，见一张台子上放着盒“军棋”尚无人占用，便示意要我和他对弈一盘。说实话，我对弈棋兴趣不浓，碍于面子，只好勉强奉陪了。他看出我的下棋水平实在平平，也许是为了鼓励我，他故意走错几步棋，存心让我赢了一局。他一边下棋，一边给我讲民间故事，借此启发我：凡事要有所成功，一定要有“忘记自己”的精神。

　　转眼工夫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一二班同窗先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天午后，田间秘书长找我谈话了。他告诉我，本来想把我留在北京，何其芳主持的北大社科院文研所和《新观察》刊物正缺人呢。后来又考虑到我在上海已经有了未婚妻，调来北京也不易，还是让我回上海吧。

　　接着，田间又语重心长地说：为文之道应该是重质而不在量。纵观古往今来，堪称传世之作并不很多。那些趋时应酬之作，虽然也能热闹一阵子，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到头来只能是过眼烟云、昙花一现而已。

　　他还告诫我，在这名利味浓厚的环境中，要坚持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迷，争取做个堂堂正正的文化人。田间秘书长的这番谈话，我铭感在心，终身不忘。

　　就在这年的夏秋之间，我告别了“文研所”，告别了首都北京，途经故乡时探望了白发老母，然后又回到了上海。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