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通过引导公众舆论来推动英方  

　　我郑重其事地阐述了《基本法》第107条对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政策作明确的规定，即：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这是总结了香港几十年来正反理财经验拟定的，不仅对未来特区政府有约束力，而且也应是港英政府在后过渡期理财须遵循的原则，这样才能实现九七前后财政政策的衔接，使得600多万香港居民和国际投资者放心。

　　曾荫权虽是港人，但作为英方专家组组长只能萧规曹随，只见他发言前摘下眼镜，用绸帕轻轻擦了擦，似有难色地重新抬起头，重申了彭定康、麦高乐等港英高官表达过的立场。

　　会后，我和曾荫权接受传媒采访，尽管没有缩小分歧，但本着合作的精神，我们在介绍客观情况的基础上对会谈给予了积极评价。我向记者们表示，会谈气氛友好、务实、坦率。曾荫权也表示，中英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不容易解决，但 “实务很多，为什么我们不开始做实务工作呢？”他又说，双方如在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财政政策顺利交接的大前提下充分合作，加强谅解，“相信其他的分歧不是大问题”。

　　我们宣布，已约定继续保持磋商，不久以后在香港举行第2次会议。

　　北京会议初步建立了合作的势头，但某些英国人似乎不愿乐见其成。会议的次日，刚刚卸任的前港英财政司麦高乐主动约见记者，批评中方“临时改变立场”，对此感到“极之失望，极之迷茫”。他披露，中方曾在1994年6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会议上建议英方就97/98预算案咨询中方意见，并就96/97预算案的编制过程向中方介绍情况。麦高乐表示英方目前的立场完全是根据当时中方建议而制定的，但中方现在却改变立场，要求“共同参与”，引起不必要的争拗。

　　中代处对麦的言论感到非常不满，这名典型的殖民主义官员有些理念是根深蒂固的，4年前他曾一度作为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的英方专家小组组长与我在北京打过交道，被 “逼到墙角”败下阵来，据说还掉了眼泪，现在刚刚“无官一身轻”，以为可以放开来讲话，声音、调门儿就不一样了。的确，以往中英双方就预算案问题交换过意见，但麦高乐把当时内部会议上的一般性讨论视为中方正式立场，并公开大做文章，不仅破坏了保密原则，也是断章取义，极不合理的。

　　我和赵大使立即通过媒体表示，中英双方关于预算案的正式磋商是从两天前的今年3月30日才开始的，不要被英方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

　　1995年5月22日至27日，专家小组第2次会议在香港举行。这次会议主要是听取英方如何管理公共财政的介绍，并根据英方安排进行了一些考察活动。

　　曾荫权已升任财政司，原副库务司邝其志转正，接替曾荫权担任了英方专家组组长。邝其志先生是英方阵营里的少壮派，从小有“神童”之称，聪慧过人，他有时不喜欢通过翻译转译，而喜欢不顾及他的英国同事是否能听懂，用那刚从北京清华大学短期进修时学来的夹杂浓厚广东音的普通话发言或交谈，而对于他的上司定下的谈判界限却决不会有丝毫逾越。为避免流于空谈，我建议会议磋商应与港英正在进行的96/97年预算案编制工作相结合，希望可以旁听库务司与各政策局讨论预算收支的高层资源会议。邝其志表示落实有困难，相信英方专家组用一系列讲解会让中方对港英政府的理财有更深刻认识。

　　鉴于英方仍不愿意让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的实际过程，我决定利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之机，通过引导公众舆论来推动英方。我对传媒表示，中方关注预算案中所有影响到回归后的项目。有了中方的参与，才能实现香港财政政策的平稳过渡。以基本建设工程为例，港府每年9月都会对有关工程进行5年预测，今年和明年的预测都会对回归后的香港产生影响，哪些工程会在回归后完成？会带来哪些新的额外开支？这些问题都涉及回归前后财政政策及预算的衔接，都需要中英双方加强合作。中方对预算案的参与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希望尽早为中方的参与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