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工厂到上市公司

　　当年的延中实业是上海市延安中路上的一个街道生产小组。当时，很多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返城后，都被安排在类似的街道企业中。延中实业只是上海成百上千的街道企业中的普通一员，当时，延中实业的照片彩扩业务很好，但并不算一个很特别的公司，怎么会成为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

　　原因在于延中实业需要资金，但是，街道工厂根本不可能得到银行贷款，无奈之下，当时总经理周鑫荣找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前身）副经理胡瑞荃商量怎么融资，周鑫荣解放前在汉口路上海股票交易所附近做学徒，经常去看股票买卖，所以，对股票有所了解，想到了发行股票。胡瑞荃对此很支持，于是，延中实业发行股票的申请与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申请递交了上去。

　　由于飞乐音响发行规模更小，本着试验的想法，飞乐音响发行率先批准，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向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票面50元），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1985年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复：延中实业发行500万元股票，其中集体股200万元，个人股300万元。

　　延中实业是第一家真正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1985年1月14日，上海延中实业公司发行10万股股票，每股票面50元，集资总额500万元。发行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前身）负责，认购地点放在江宁路45号的静安体育馆。当时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了发股消息，但毕竟股票属于什么性质还有争议，新一代的上海人对股票也知之甚少。因此，延中实业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究竟会有多少人认购？当时负责发行的胡瑞荃心里并没有底，但当天情景令他大吃一惊。

　　一大早就有人排队，排成的长队从江宁路转弯到北京西路，又绕过好几条街，以致造成了交通堵塞。原本计划只发行350万元，可到中午已超过了这个额度。着急的胡瑞荃赶紧打电话请示有关部门，要求增加额度。到下午3时发行量已达470万元，不得不关门停止发行。上海市民对股票的热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重新迸发出来。

　　引发流通市场需求

　　延中实业还引发了上海股票柜台的成立。上海公开发行了2只股票后并没有设立交易市场，热闹过后，股票又静悄悄地躺在那里，像一堆死钱。当时两公司合计有20000名股东，很快就有人陆续提出转让的要求。特别是1986年初发股息以后，来访者和来信者更是络绎不绝，纷纷打听股票买卖、转让的情况。发行这两只股票的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副经理胡瑞荃在开拓了股票发行后，逐渐认识到光发股票，不交易是行不通的。

　　有一天，一位穿着时髦的青年跑来，说要出国留学，急需人民币。他手中有一笔数字不小的延中股票，本想转让给亲戚，但彼此间又无法讨价还价，只好找到静安分公司来了。但胡瑞荃到哪里去立时三刻替他找来接手的客户呢？那个青年只好失望地走了。

　　后来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一位股民老人跑来央求半天，最后看解决不了问题，便愤愤地说：“有女总要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眼看着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这句话对胡瑞荃触动很大，深深感觉到投资者的苦苦哀求，是希望我们力促建立股票流通市场。股票如再不建立流通市场，股票市场再不开放，社会主义的股票就要失去生命力，失去信誉。中国企业向股份制迈进的行程也将大受影响，甚至导致股份制改革的夭折。

　　2只股票率先交易

　　为此，胡瑞荃写了报告，向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申请开放股票市场；还连续两次向人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报告事实经过，要求建立股票买卖柜台。但是第一个报告送上去很长时间，如石沉大海。第二个报告又送上去，仍不见音信。

　　机会终于来了。1986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召开座谈会，胡瑞荃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座位正好在江市长的对面。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将股票流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等情况作了汇报。

　　江市长问人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李行长，静安说的情况你知道吗？这报告你们批了没有？”李祥瑞说：“这件事比较具体，我还不太清楚，回去再查一查。”

　　散会后，李祥瑞行长与胡瑞荃一起步行，李祥瑞说:“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你把报告再送一份来。”

　　胡瑞荃把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李行长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没过两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把报告批转下发：同意开办。

　　1986年9月26日清晨，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投资者蜂拥而至。当时在柜台交易的上市公司股权只有2家，飞乐音响公司总股本50万元，延中实业公司总股本500万元，总共只有550万元。开市第一天交易到16时30分收盘，共成交股票1540股（当时为50元1股），成交金额85280元。

　　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就这么开张了。（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连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