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在一篇小说里说，女主人公并不是基督徒，但她家的墙上贴着基督教的语录。门罗说“因为这些就是人们平素有的”。就像现在，许多人并不会写春联，但在春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买春联来贴到门上，这是“平素有的”。

　　伦敦的一个秋日，下午，我看见这位男士从一家只供应下午茶的小餐厅里出来，走去旁边的一座教堂。这或许是他每天像时钟一样准时的生活细节之一。他走向教堂的步履太从容了，平素就有的。

　　我也跟着去了这座教堂，他拉开门就像打开自家的门，只是更使了点力。我却有一种神圣感，也不知道那褐色的橡木巨门是拉还是推，我先推了一下，然后拉开了。

　　我第一次进入一座西方教堂是20年前在比利时的根特。我记得那是一个阴天。之前读过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它们将教堂描写得有血有肉，就像一位满脸皱褶的老人。我已经很熟悉教堂，我自己虚构了一个“平素就有的”教堂。我以为教堂会很热闹，有牧师、有许多穷人，自己会像进入一个中世纪的村庄那样受到款待。但真的来到一座大教堂里，它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巨大、森严、冰冷、阴暗、坚固、线条精确的办公室。正面是十字架，后面是管风琴，使徒们的大理石雕像冷漠无情地屹立在黑暗里，挂着一丝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微笑。上帝的办公室，但他没有来上班。一个博物馆，许多黄铜指示牌、有些区域用带子隔开。我很奇怪，迷惑地跟着人们参观这个地方，它并没有我期待的那种法力。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些建筑物，它们令崇高、庄严这些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个空间，仿佛进入了大象的腹部。

　　我更喜欢小教堂，在西方，它们像蜂窝一样，数不胜数。我记得在法国奥尔良附近的乡村中有一个，因为诗人维庸在这里住过而著名。

　　关押诗人维庸的默恩·苏·卢瓦城堡就在附近。维庸曾经被关押在地牢里。进入那地牢真是恐怖的经验，它位于地下十多米。雨果说得对，“与其说是一个囚室，不如说是一口井”。要沿着陡峭的楼梯走进深渊，这就是但丁写过的场景。我以前以为是虚构，其实在法国十五世纪，这种地牢也是“平素有的”。地层深处，灯光昏蒙，一排碗口粗的、灰蒙蒙的铸铁栅栏后面有一个土坑，维庸就关在那里，一丝不挂。

　　“死亡使他吓得脸色发白，不断战栗低下头，拉紧血管，缩起脖子，肌肉变得软弱无力，关节与神经都扩大伸展。女性的肉体啊，你是如此柔软。”（维庸 《遗言》）

　　他们怎么能把一位诗人关在这里？他是作为强盗而不是作为诗人被关押的。

　　与中国“仁者人也”的文化不同，这个地牢，可以想象在西方历史上人的位置。就算是罪犯，就算是“原罪”，这样的地牢也太强大了，里面的刑具更夸张，粗大笨重的铸铁锁链，象腿般的绞架，完全是拘押猛兽用的。这个地牢只有入口，没有出口，下面是无边无际的黑夜。

　　小教堂是黄色的麻石砌成的，教堂中间铺着彩砖过道，两边是长椅。只有三个窗子，两个在祭坛的两边，一个正对着祭坛。这令教堂的光线很暗。教堂执事是一位满头金发、身材臃肿、戴眼镜的女士。那时候已是黄昏，我因她的金发一亮而发现她，她在两排祷告席之间晃了一下，似乎是刚刚显身。她和我们说话的神情就像一位家庭教师，我以为她就要邀请我去品尝她做的奶酪。但是她说，你们必须离开，我要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