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师生创作芭蕾舞剧《白毛女》

　　母亲过去虽然未曾涉及过芭蕾，但她虚心学习，力求从外行转为内行。她很快熟悉了芭蕾的两百多个基本动作，不仅反复背诵牢记在心，而且执著地追问什么样的动作才是规范的……她逐渐从一名党务工作者成长为遵循艺术规律的舞蹈教育家。

　　1963年底，上海举行了华东地区话剧现代戏观摩演出。1964年春节，市委动员大家以“社会主义文艺占领阵地”，上海市舞蹈学校的师生深受鼓舞。可是，对于学习芭蕾舞的师生来说，拿什么去为群众服务呢？母亲因势利导，启发师生们敢想敢为。由此，学校掀起了创作高潮，先后成立了四个创作组。芭蕾舞科成立了以胡蓉蓉副校长为主的《白毛女》剧组，以祝士方、林泱泱为主的《包身工》剧组。民族舞蹈科成立了以陈明、杨威、方元和朱苹为主的《镰刀》剧组，以刘振学、李晓筠、方元、俞惠麟为主的《长征组舞》剧组。

　　1964年2月，母亲组织教师们对芭蕾舞民族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母亲说：“要充分认识到芭蕾舞民族化发展的方向，要反映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历程和历史轨迹，要闯出一条新路。”

　　副校长胡蓉蓉说：“芭蕾民族化，我认为是可以‘化’的，我们不要等，要动起来！”她对芭蕾民族化问题的探索，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母亲让胡蓉蓉组剧目班子，并配备了傅艾棣、林泱泱、程代辉任编导助理，请来了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作曲家、延安鲁艺的老战士严金萱为舞剧《白毛女》作曲，并由母亲、严金萱、胡蓉蓉三人组成了《白毛女》创作领导小组。同时还邀请戏剧家黄佐临与京剧大师周信芳、京昆名家刘斌昆，参与剧情的构思与演员形体的指导。

　　1965年，芭蕾舞剧《白毛女》在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上靓丽登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都亲临观赏。周恩来陪同外宾先后17次观看了《白毛女》。

　　1966年7月13日晚上9点，周总理到虹桥机场送走外宾后，在时任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副部长孟波等的陪同下前往舞校，母亲及其他校领导在校迎接总理。总理第一句话就关切地问她：“慕琳，有你的大字报吗？”又问胡蓉蓉有大字报吗？总理表扬了舞校坚持上课和演出。

　　1967年4月24日，周恩来再次陪同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演出。毛泽东看得非常高兴，每一场都热烈鼓掌，并称赞道：“《白毛女》好！”

　　在近半个世纪的里程中，《白毛女》一共演出了2000余场，它的足迹遍布亚、欧、美、澳四大洲。1994年，芭蕾舞剧《白毛女》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品”。

　　向空军调巧克力给学生补营养

　　母亲对舞校的教师关怀备至。舞校初创时，恰逢1961年春节，从北京调来的年青教师不回家过年，她就热情邀请他们到我们家中吃年夜饭，并对他们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母亲对学生充满着母爱。当她看到同学在课间跑出教室，督促他们披上衣服，擦干汗水，提醒他们防止腰部和膝部受凉患上职业病。她经常到学生食堂，关心他们的伙食，饭菜是否合胃口，是否有挑食现象。晚上睡觉时，她还到学生宿舍去看看双层床上铺的栏杆是不是牢固、被子是否盖好。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严重匮乏，学生们练功，体能消耗大，营养跟不上。母亲就向父亲反映这些情况，父亲特地和空军部队协商，调拨了部分物资支援舞校，其中有巧克力。我们家三个孩子，对巧克力都感觉新奇。我最小，就问母亲，能否给我也尝一尝？母亲慈祥而严肃地说：“这是给舞校学生补充营养的，为的是保障他们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感到惭愧不已。

　　母亲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任舞蹈学校校长期间，她有很多机会随团出国交流考察，但是她都安排其他同志去。在任的25年间，除了在1963年因文化部组团出访过一次朝鲜外，没有去过其他国家。舞校创办的最初6年，因她做出过的贡献，又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市里几次要给她提级，她均使用了个人的“否决权”。1966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发文提任母亲担任上海市文化局政治部副主任（副局级），但是为了舞校的工作，母亲在接受组织任命的同时并没有实际“到任”，直至“文革”爆发。

　　临终前要我们悟透人生“八字诀”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5月“文革”爆发。9月下旬，学校造反派宣布“以李慕琳为首的舞校党支部是修正主义党支部”。不久，还竟然开除了李慕琳、周志勇、严金萱等校领导的党籍。此时，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香花毒草”之争也进入高潮。（当时，父亲与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石西民正安排《白毛女》进京汇演），进京汇演之前，舞校造反派企图组织罢演，而江青更是肆无忌惮地说：“李慕琳是上海舞蹈学校最大的‘剥削者’。”不久后，母亲即遭到“市革会专案组”的隔离审查，还遭到“批捕”，受到长达五年的非人折磨，使母亲的身心遭受到无以言状的严重摧残。

　　1969年2月，哥哥宁生离开上海赴黑龙江农场前夕，向被非法“隔离审查”的母亲辞行。当他见到满头白发却挺直着身子、拿着扫帚在楼梯旁打扫卫生的母亲，看到母亲居住在一间利用底层楼梯下方斜三角空间隔成的“隔离室”时，哥哥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时，母亲却非常平静，亲切地问哥哥：“你们都好吗？”听哥哥说自己马上就要去黑龙江农场时，母亲的眼中闪过一缕关切，她坚定地对哥哥说：“去吧，孩子，到农村好好干。不用担心我，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寥寥数语，流露了母亲对儿女深切的爱！

　　十年动乱结束后，1979年6月6日，母亲再次回到上海市舞蹈学校担任校长。在此期间，她夜以继日，加倍努力，想夺回流逝的光阴。她将“文革”前的工作计划付诸实施，参与建立上海芭蕾舞团与上海歌舞团的工作。

　　然而，由于母亲在“文革”中遭受的摧残，使她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健康状况很差。为此，单位专门给她配了一辆小轿车，但被她换成了一辆大客车，用来接送舞校的师生，她自己依然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当时公共汽车车少人多，十分拥挤，母亲在一次挤车的过程中发生了压缩性尾椎骨折。受伤后，为避免组织和家人担心，她自己去医院治疗，并说是医院要对自己的旧疾进行“检查和治疗”。就这样，母亲坚持工作到1984年才离休。

　　2002年12月，母亲在弥留之际，在病榻上给我们留下遗言：要我们悟透人生的“生、死、荣、辱、利、害、得、失”八个字，要真正懂得为谁谋幸福！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我们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即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