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资深文艺编辑文椿的作品选集，收有她历年所著的有关电影、音乐、戏剧戏曲、曲艺等评论、报道文章。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大多写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期。我与文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先后进入《文艺报》开始同事，合作了十多年，对于其中多数作品的内容也是我耳闻目睹亲身经历过的，如今重新阅读似乎又把我带回到那个可怀念的年代，倍感亲切。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刚刚经历了“文革”大劫难后，几乎可以说全民族处于一个历史反思的状态，都在思考：这样可怕的灾难怎么会发生的？以后应该怎么避免？中国应该怎样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那时人们常说“拨乱反正”，进而提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等等，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弃旧图新、勇于探索的生气。什么是“思想解放”呢？就是要从现代迷信、僵化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从那条错误的极左的死胡同里解放出来，开始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尽管抱残守缺的现象也很严重，新旧思潮交锋也很激烈，但是，历经曲折艰难，中国毕竟掀开了新的一页。文椿的作品中有许多重要的会议报道，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讨论等，都成了这个时期电影戏剧音乐曲艺等等艺术历史的忠实记录，相当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创作思想和言论，成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文椿常常还是这类会议和讨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推手之一，所以她在写作这些报道和评论时，总是充满着一种变革、进取、创新的热情和敢于担当的精神。而“拨乱反正”一词见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他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文椿的这些作品就是带着这样深刻的历史印记。

　　有一个镜头至今还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天，电影导演谢晋匆匆忙忙地跑到《文艺报》编辑部，还未进门就大着嗓门喊叫“文椿！文椿！”他是来感谢《文艺报》对电影《天云山传奇》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在社会上、文艺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躺在病榻上正患着绝症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老人也抱病写了激情满怀支持《天云山传奇》的文章，使那些批评此片是丑化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的说法终于得到了澄清，对当时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椿不仅是这场讨论的组织者，自己还写了采访摄制组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为读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创作资讯和历史背景，为此片大声呼唤。关于《大河奔流》《归心似箭》《牧马人》《城南旧事》《邻居》《啊！摇篮》《西安事变》《乡音》等一系列评论文章都是类似的成果，今天读来仍然新鲜兼有历史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议的参与者都是在第一线的著名艺术家们，文椿与他们多有交往，有的还有较深的友谊，深知他们创作之甘苦，得以邀集他们于一堂，敞开思想畅谈艺术创作中深感困惑带有普遍性的艺术学术问题，因此特别生动而富有活力，都是他们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由衷的真知灼见。也有文艺高官参加讨论，但他们本身就是作家艺术家，与这些创作者都是朋友同志，讲的是他们自己亲历的艺术经验和深切思考，与其他与会者一样是平等的一员，绝不是首长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更没有后来的红包送礼之类，与权力商业可说完全不搭界。这都显示了那时文艺界思想解放、风气正直清爽，还有一定正常的自由讨论的民主气氛，这正是长期来为人们怀念和赞赏的缘故。

　　文椿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部队文工团，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成长的。这与她本人的禀赋爱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努力实干和敏于思考，数十年来尤其是坚持在文艺编辑岗位上，成为积聚有丰富的艺术理论和实际经验的资深专家。因为工作需要，她所涉足的艺术部门相当广泛，音乐、电影、戏剧、戏曲，她都能游刃有余地把当时这些不同领域里的重点热点问题抓得很准。我们看那些报道文章，就能大致了解那个时代各个艺术部门的创作状态和面临的问题。她的文字也有一般女性作家共同的特点，比较清丽婉约，即使论理争辩时，既富有激情又能保持从容说道理摆事实的状态，也就更具有说服力。这是很不容易的。

　　“童心”曾是文椿用过的笔名，现在编选自己的文集时作为书名，显然语带双关，以示自己还保持了当年的“童心”，作品也是一片真诚所化的文字。这都是我在读这本文集时所能切实感受到的，是真实可信的，也是今天社会难得的。所以当她邀我为她的文集写几句话时，我特别愿把这番感受介绍给读者。

　　《童心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