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威尔逊总统开辟了向智库咨询的传统以来,此后几乎历届美国总统都要借助智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蓝图。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方方面面发挥了巨大舆论影响力。
十几年前,随着美剧《白宫前街(K Street)》在中国国内一部分学者精英群体中的流行,那条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与白宫之间,由西向东、横贯城市北部名叫“K街(K Street)”的街道被赋予了全新意义,那里成为包括智库、律所、咨询公司等在内,围绕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宣传、游说等业务的机构的代称。
而随着美国政治大剧《纸牌屋》连续几年的热播,人们对剧中游说集团对于政治事务、政治人物的施加影响不仅印象深刻,同样也对“说客”们在政府与机构之间游刃有余表示惊叹。
与“K街”作为“游说街”齐名,斜贯华盛顿西北和东南的马萨诸塞大街是名符其实的“智库街”。众多著名智库坐落在这条街上,如布鲁金斯、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皮特森经济中心、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美国进步中心、遗产基金会,等等。
两条街道的存在,不仅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一大特色,还持续影响着全球格局的变化。
不可否认,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探求和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或法规、为政府提供政策方案、提供和储备高端人才、教育社会和公众等重要社会功能。
与时俱进的美国智库
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成为美国总统并开辟了向智库咨询的传统以来,之后几乎历届总统都要借助智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的蓝图。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方方面面发挥了巨大舆论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正是通过美国智库所承担的具体角色和功能体现出来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在其新书《智力资本》中就对美国智库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上世纪初至四十年代,也就是在美国智库诞生阶段,它们大多是由富豪或慈善家等私人力量创立,拥有稳定的资金支持。作为目前世界顶级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就于那个时代创立。这一时期建立的智库,其目标并不是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而是帮助公众理解政策,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据了解,为了确保作为一个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的地位,例如1921年成立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坚持不与任何政府签订研究合同。此外,为了确保政策专家的知识自主性,布鲁金斯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禁止董事会任何成员干预学会的研究项目,并把提供公正的政策专家意见作为学会的最高优先权。
这种智库诞生时期的理想主义为美国智库之后的发展、演变确定了一定的规则与底线。所以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至今仍是美国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
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面对日益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美国继续迫切需要政府制定出高质量且具有一定战略前瞻性的政策,这显然是依靠少数政治领导人难以实现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开展研究的智库迅速得到发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
接下来,面对越战、“水门事件”、日本与欧盟的崛起等更为复杂的国内外问题,美国政府需要借助智库的力量制定政策,同时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各种政治参与者也寻求能够反映其思想和利益的平台和渠道。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美国智库的极大繁荣和多元化发展,并促使美国智库数量激增以及智库市场形成,出现了竞争的局面。
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全球各国之间的依存度日益加深,美国国家利益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国智库开始拓展全球市场,并且极为注重互联网媒体的影响力。
“这些智库研究各种国际、国内问题和美国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给政府决策层提供各种信息和政策咨询方案,随着其功能和作用逐渐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上升。”王莉丽对记者表示。
同时美国智库的全球化发展得到了国际捐助机构和个人的鼓励与资助。很多智库大多加强了国际交流,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和影响网络。例如布鲁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但在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也设有研究机构。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是该学会100年历史中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
如今,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广泛,享有免交所得税和财产税的优惠政策,大部分支出是研究项目中的研究人员、助手的工薪。智库每年都会编制财务预算,公布其收入状况,使财务透明,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收支平衡。公司和个人对思想库的捐赠除了可以扣除应纳税额外,也享有智库相应的服务。
对政策影响到底有多大?
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智库开始了。
不仅如此,智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2007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同年,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而奥巴马政府对报告内的建议,几乎是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