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家称为丁部长的丁锡满同志走了，得知噩耗后，人们无不打心底里表示沉痛怀念。与其说他是一位领导，不如说是一位朋友，而且是有情有义的朋友。他的情深意长贯穿他的一生，他对情意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不时出现在他的文章里。近日重读他的《走笔大千》，书中收的《若有来世再报恩》一文不仅又一回打动了我，而且再一次提高了我的认识。

　　丁部长在文中集中谈到了“知恩报恩”的问题。他说：“知恩，报恩，应该是人生最起码的道德”，但令他“时时刻刻缠绕于心的是大恩未报，而且没有机会再报”，这是他“终生的遗憾，永恒的痛苦”。

　　他不能再报的大恩是母恩、师恩和岳母恩。

　　怎么回事呢？他的母亲，师母和岳母，都是普通妇女，还是农村的，能给予他什么大不了的恩情？而他毕竟已成了相当级别的干部与文化圈里的名人，报恩又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先说知恩。在有些人眼里，或许救你一命、授你万贯家财才算大恩。可在丁部长看来，“母亲为我劳作，母亲为我守寡，母亲为我挨饿，母亲为我痛苦。母亲一生的付出，全是为了我，我多么想报答母亲的大恩呀。”深恩不在于物资的分量，而在于精神的纯真和胸怀的博大。母亲踩着一双裹过又放大了的小脚和他一同在崎岖窄滑的山路上挑着沉重的柴担，为体恤弱小的儿子，总是把重担的绳子拉往自己一头。难怪丁部长说：“我得到的母爱是母亲把重担的绳子拉往她那一头，减轻我肩头的压力。”这种恩情的分量岂又是如今那些坐着私家车上学、等捧着蛋糕、饮料的父母爷爷奶奶来接回家的孩子们所感受得到的？若是碰到一些“啃老族”，说不定还会不以为然地嫌多嫌少呢。至于素昧平生却全身心地培养自己完成学业的师母，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待女婿胜过儿子的岳母，他们的深恩，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丁部长那样感铭一世的。由此可见，“知恩”是“报恩”的前提，受恩而不知（甚至不想知、不愿知）,无论怎么说也是做人的缺欠。

　　再说报恩。凭丁部长各方面的条件，怎么会报不了这三位普通女性的恩呢？首先当然因为他本身是一位清廉的干部，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但除此之外，还有些因素或许是非那个时代的旁人所意想不到的。

　　一是无从报答。他的恩师是好人，却因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被“清洗”出教师队伍，穷困潦倒，使丁部长“虽有报恩之心，却无报恩之力”，这一类悲剧不是哪一个个人所能扭转改变的。

　　二是无力报答。报答也要有机会，丁部长参加工作的头二十年，工资从35元加到65元，却要分别寄给妻子、师母和母亲，母亲所得，只有区区10元了。要知道，咱们十几亿人口中，生活谈不上富裕的绝不是个小数目，需要报恩之处在所多多，也是对人们的一项考验啊。

　　三是无效报答。丁部长后来曾把母亲接来上海同住，给她从单位食堂买来饭菜，但她老人家嫌浪费，硬是坚持吃豆腐就泡饭，天天如此，再加上同岳母同住总有不便之处，最后还是返乡了。而由此也引起了岳母的不称心，成为永远的遗憾。可见，要使报答真有效果也不是那么容易。

　　最使丁部长遗憾的是，连死别之时给母亲送终也因出国访问而错过，连披麻戴孝扶亲送殡也不能！得知确切消息后，他只有“一个人在房间内面向家乡，长跪不起，请西去的母亲原谅我的不孝。”

　　孟郊《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许多人都会背，但对“谁言”二字与句末的问号却不甚了解。诗句把游子比作小草，把母亲比作三月的阳光，意思是谁说短短的小草能报答得了春天阳光给它的恩情呢？

　　知恩难报三春晖，丁部长给我们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