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泥厂是一座建于1935年的老厂，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代理厂长德国人卡尔·昆德与丹麦人辛波曾经庇护了成千上万名南京难民。

　　南京栖霞寺是中国四大名刹之一，寺内晨钟暮鼓，香火绵延。同在栖霞山麓，却很少有人会去江南水泥厂。这座由民国企业家创办的工厂，曾经在日占南京期间，面对日军威逼利诱，没有给他们生产过一吨水泥。而是用千疮百孔、坚韧不屈的身体，救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

　　开工之日进退两难

　　旧中国工业落后，许多东西都要依靠进口。人们习惯在这些“舶来品”前面加上一个“洋”字。当时，水泥也被称之为“洋灰”。

　　1928年，南京成为中国合法政府所在地。新都既定，各种建筑相继投入建设，洋灰市场非常红火。

　　中国水泥工业也开始了群雄逐鹿的时代。为了争夺份额，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计划在南京投资新建水泥厂。

　　1933年秋，启新董事会派技师前往南京一带勘察地形。最终，董事会成员袁克桓、工程师陈范有选定了栖霞山东麓摄山渡为厂址：从地质条件来说，此地蕴含丰富的石灰石和粘土;从地理位置考量，这里南临铁路、北依长江，交通便利，并且距离安徽不远，可以利用淮南的煤炭，又远离被日寇威胁的华北。

　　由于摄山渡是国民政府的江防要地，要在这里圈地建厂，恐怕很难取得政府的批准。这早在启新董事会的预料之中，所以，董事会特意拉上了原北洋政府总理、时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入股江南水泥厂。透过这层关系，江南水泥厂获得了蒋介石的特批。

　　虽有蒋介石特批，但此地属江防要地，特批文件又被转至最高军事委员会办理。陈范有于是又给他北洋大学同寝室友陈立夫写信求助。陈立夫念及同窗情谊，随即给时任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写信，最终完成了政府的批准手续。在具体办理征地手续时，江南水泥厂为了商业保密需要，以开办“模范农林畜牧场”为名，买下了2400亩土地。

　　1935年3月，江南水泥厂召开发起大会，启新将建设中国最现代化的水泥厂，消息一出，便吸引来了当时世界各大著名水泥设备制造商的竞标书。最终，水泥设备由丹麦史密斯公司供应，电气设备从德国禅臣洋行采购。

　　经过一年多紧张施工之后，1937年11月4日，江南水泥厂的所有土建和设备安装完毕，试车成功，即将投产运营。

　　就在此时，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鏖战，给对方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淞沪会战的结果仍旧是上海失守。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承认了淞沪会战的溃败。战火已经迫近南京。

　　战事骤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刚刚诞生的江南水泥厂也恐将遭受灭顶之灾。

　　怎么办?是开机出货，还是停业整顿?时局不靖，只怕出货后产品会被侵略军控制;倘不生产，巨额的投资就无法产生利润。

　　摆在启新董事会面前的，是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外国友人携手护厂

　　启新董事会最终做出的决定是：坚决不与日方合作，并设法竭尽可能保护工厂。

　　1937年11月20日，董事会电示江南水泥厂：“近以时局紧张，拟暂不开工”。“同人迁往石埭(陈范有老家)或汉口(启新公司办事处)，留乙、丙级职员在厂看守。”

　　江南水泥厂随即按董事会的指示，组成了三个小组兵分三路疏散转移：技术人员携带大量技术资料及建厂资料文件至汉口;非技术人员和留守组成员眷属避至陈范有家乡安徽;徐莘农、沈济华等5名职员以及30余名工人留在厂里组成留守组。

　　由于工厂的电气设备由德国禅臣洋行提供，水泥设备则是来自于丹麦史密斯公司。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同盟成员，丹麦为中立国。启新董事会决定“以夷制夷”对付日本侵略者，以尚有二成设备货款未付，产权仍属丹、德为由，商请丹麦和德国两公司以债权人的身份派员入驻工厂，保护他们的财产。

　　1937年11月27日，德国人卡尔·昆德从唐山赶往上海，与丹麦人辛波会合后，绕道江北，终于在12月5日到达了江南水泥厂。董事会任命昆德为江南厂代理厂长，两位外国友人携手开始了保护江南水泥厂的艰难历程。

　　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轰炸，昆德和辛波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插在前后厂门，当有日军飞机低空掠过时，两人便组织职工用石灰和木炭，以黑白两种颜色在地面上铺出巨大的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图样。工厂的厂牌也被更换为“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

　　在昆德和辛波抵达摄山渡的两天之前，12月3日，战火在栖霞上空燃起，局势混乱。江南水泥厂财务负责人徐莘农与镇江火车站电话联系得知日本兵已到镇江，而昆德却仍无消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徐莘农深感责任重大，为保证工厂资金安全，他自己缝了一个布袋，将金银现钞装进布袋，缠到自己腰上，与几名留守人员暂避到长江北岸的荒山野岭之中。徐莘农和同伴每天打探消息，得知昆德、辛波到达之后，欲买舟返厂却被迫折回，便冒险徒步回到工厂。见到昆德之后，徐莘农将其保管的资金悉数交给他。这笔资金对于工厂来说是及时雨，也成为了日后救助难民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