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问，但档案学有多少人清楚呢，我不知道。不久前，我的父亲陈兆祦溘然长逝，他就是一位档案学者。噩耗传出后，从各媒体的报道和来自各地的唁电中我才发现，原来，当今各大学大多设立了档案专业或者档案系。看来，档案学研究、档案教育已经成为重要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了。

　　档案保存和管理，中国自古有之，但档案学与档案教育，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作为一门学科一门专业和一种学问，迅速成长起来的，而改革开放，更让这门学科大规模发展，遍及全国。

　　先父出生在上海嘉定娄塘镇，学生时代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1950年，他被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档案资料科工作；而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也已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先母潘嘉，当时正在中共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档案专修科，他们都被选中，来到北京学习，从苏联专家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档案学理论。

　　先父母的经历，其实是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教育开创的缩影。1949年以前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曾经是档案管理的具体实践者、苏联专家的栽培，这几笔，大致可以勾勒出档案学、档案教育开创者的身影。当然，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参加过长征的曾三，先父母在上海时的上级、后来又是人民大学档案系最早的主任吴宝康，应该算是档案界的第一代领导。

　　苏联专家对新中国的扶助，实在功不可没。1950年到1956年，仅人民大学就有98位苏联专家任教，先父生前对当年苏联专家的精心培育念念不忘。他曾多次说过，苏联传过来的好的那部分，比如讲究规章制度等等，我们始终没有学到手，至今仍是遗憾。档案管理最需要的是档案保管期限表，相关的条款，1955年苏联专家米留申曾帮助拟定了300多项；苏联专家还要求：档案公布必须注明来自哪个馆、哪个全宗、第几号第几卷，否则，就无法共享，别人查不到，公布则成了无用功。这两条，现在依然被国际档案界所认同，有些国家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可以编出厚厚的一部书。

　　先父被评价为“新中国档案学科和档案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可惜，他刚刚编写出“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学教材”，就赶上了“文革”，先是下放江西农村劳动，随后人民大学被撤销，他也被调进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原因大概是图书和档案还有相通之处。他在图书馆，我获益最多，从此遍览中外名著，连《金瓶梅》都读到了，而那时各图书馆基本不开放，即便开放，绝大多数书也不外借。他是采编组组长，这个采编，可不是报刊的采编，而是采购、编目。我去那个组一看，原来都是老先生，英法德俄日，个个具有多门外语的功底，有一位还懂拉丁文，因为“历史问题”，不得不在图书馆里窝着。以他们的年纪，只适合编目，采购自然也就成了我父亲的职责，常骑一辆飞鸽自行车在新华书店和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穿梭。

　　他们这一代档案学者，都写得一笔好字，工整清秀，处理事务更是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别看我父亲当时是采购，但他可以将采购的相关事项和地点、时间，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张发票后面还附上一页信笺，记录采购缘由和有关店员。

　　由于他服务精细、周到，与人为善，北师大有些老师也托他代买内部发行的书籍。我记忆里有两位特别谦逊、热情。

　　一位是启功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图书馆找我父亲，当他的《诗文声律论稿》终于出版时，特意送我父亲一本，一见我在，又抽出一本送我。我父亲打开书，见是手写影印本，“啊”了一声，启功先生忙解释，这是陈垣校长在世时的意思：“既然你好书法，何不手写，书文一并问世。”

　　一位是马伯伯，当时是北师大的党委副书记，他常常骑一辆自行车来家里找我父亲谈天，还与正在养病的先母聊几句。“文革”后，《青春之歌》再版，他立即怀揣一部签名本赶来，原来他的夫人就是杨沫。过后，当邻居知道来者何人，纷纷猜测他是小说里哪位的原型，有人一口认定必是江华无疑。

　　改革开放后，他们这代档案学者终于迎来了大有作为的时代，书，一本接一本出版，学生，一代又一代毕业，还走向世界。我父亲曾自费赴美国各地档案馆考察，买了沉重的档案柜运回国内，又将心得编写成书。他去世前，特意将所有照片整理成册，将所有文字汇编成集，将一生所有重要信函、手稿归类。整理归档，这大概算是档案学者的一种生活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