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要我给范用先生写一出戏剧,我想我会把他写成一只蠹虫,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书虫,古书中又有白鱼、衣鱼、银鱼的雅称。想必范用先生会原谅我这后辈的天真狂想,因为他素来喜欢漫画,也收到过很多漫画家为他画的肖像,如贺友直画范用“练摊儿,摆地摊卖书,每斤两毛”,黄永玉画范用“宽袍大袖古人装,挟书又煽扇,想是喝多了”(见《漫画家与范用》一文),书人模样煞是可爱。我所写的也无非是在众多画像中增加小小的一幅。而蠹虫和卡夫卡笔下甲虫的最大区别,我想就是它从来不会感到恐慌,只要有书为伴。以上种种,均是范用先生这本《相约在书店》告诉我的。
《相约在书店》辑录了范用先生的76篇文章,由同样是书人的子聪编选,眼光自是有独到处,较之前些年恰巧同名但编排方式完全不一样的“煮雨文丛”也不遑多让,且有单独意义在。奈保尔说,阅读人物传记,其“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细节可以为我们展开”。而最好的人物传记莫过于作者自己写的文章。无论是回忆,还是谈论现象、问题,他们长年蛰伏在内心深处中的自我,将有朝一日袒露人前,通过文字,讲述他的诚实。特别是如范用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人,他们的传统正是敬惜字纸,是日常生活中带有神异性质的东西。
他们写作,会想到文字诞生之初,饱含宗教意味的神秘、严肃,会想到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会想到那些反复告诫我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立言先祖。他们下笔,如临渊履冰,希望每一个字都对得起这些词语。这样的老派作风,常让人感动。
我喜欢看范用先生回忆往事,当一个老人站在他河流的入海口,回望群山时,那些琐事和细节都浸润在了一层温柔的诗意里。贴满“伏星”(作者小名)两个字的墙壁,无锡街头唱卖新闻的人,吃坟头甜草的乡下孩子,开玩笑要他娶一块儿玩耍的小女孩当堂客的大人,会做生意要孙儿帮忙捂脚的外婆,整天愁眉苦脸规规矩矩爱看小说的父亲,还有童年最要好但因为搬家分离的朋友(尽管过了六十年,还会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给她,像一个执迷不悟的万卡),爱看电影推荐他去试镜当小明星的老师,以及花生、豆腐、蚕豆、茶一类童年的吃食……这是他的深情。
其间也不乏金刚怒目的时候。在“文革”中听到曾经邂逅的演剧队姐姐被造反派揪出,剃阴阳头、跪马路,他怎么也无法平静,那时他也正遭受着同样的侮辱。想起荒唐的年代,书每次都会博得成万恶之源的名头,他会叱责“难道教训还不够?”他怀念编刊物永不妥协的韬奋,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时不作任何删节出版巴金的《随想录》。
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总要试图在脑海中勾勒作者写作的场景,是坐在椅子上,还是站立不安、四处踱步?他们动笔时是白天还是晚上,窗外会有树影投射到纸上么,又或者灯光下,飞蛾颤动,钢笔摩挲?然而一切仿如米沃什在一首诗里描述的:
“这样,在一本从废墟里
拣起的书中,你看见一个世界涌出,
并以它遥远的困倦的过去闪光。”
《一本废墟里的书》,诗题补足了我的想象,我能看见一只自在的蠹虫在书页之间生活,即使历史坍塌如故,它也会吞下那些碎片,那些纸屑,等待某一刻需要建造的时候反刍,告诉后来者历史原来是这个样子,如果世界断裂了,缝隙只有依靠书籍才能粘合。因为相对于短暂而脆弱的人来说,书籍确如布罗茨基在《怎样阅读一本书》中谈到的——“比我们自己更能实现无穷”。人类也只有从文字发明的那天起,才获悉了自己的起源。
我们与动物的区别也在于此——我们渴望知道过去,否则我们将无法确定现在和面对未来。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写过一部小说,讲的是一只蠹虫偷偷混进了诺亚方舟,目睹了历史如何遭到了变形。的确,历史常常无法保证自身的真实,但它不妨碍我们诚实,我们仍有讲述的权力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