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有时需要纪念品来佐证它的存在。大白兔奶糖唤醒的是副食品商店的年代，月票唤醒的是十六轮巨龙车的年代，回力牌球鞋唤醒的是广播体操的年代，那句著名的台词“上帝安排的”唤醒的则是译制片的年代。哦，当然还有主播辛宁醇厚的嗓音，那唤醒的是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年代。

　　“星广会”初始的年代，可不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5块钱的《音像世界》杂志和孙孟晋在“蓝调之夜”里的自言自语，是我除了写满自悟笔记的乐谱外，最可靠地了解西方音乐世界的途径和载体。John Coltrane疯狂爆吐音的萨克斯和Miles Davis带弱音器凄厉的小号，仿佛要吹破半导体收音机小得可怜的喇叭。我躲在被窝里插上耳机，密集的音群比厚重的棉花胎更让我窒息。相比之下，那时的音乐会对于轻狂的叛逆少年而言，便如同一位打扮规矩行止温良的中学教师，隔周聆听几耳朵，便得以消弭自己“不务正业”的罪过，其道德意义显然大于实际获得的快感。

　　音乐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定期播出，使它渐渐在我的生活中有了存在感，好像发育的青少年必须喝牛奶，从玻璃瓶喝到换包装的纸盒，但他也许根本一直就不喜欢牛奶的味道。后来“星广会”消失了一段时间，长达数年的沉默却使我偶尔会想念这个隔周周日上午播出的节目，正如同我们都会不经意地想起从前班里那一位很少讲过话的同窗一样。

　　“星广会”于我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对于每天八小时练琴的苦命孩子而言，隔周日的上午借收听广播之由，堂而皇之地休练半日，那绝对不失为一种以逸换劳的良策。我一面在父亲面前竭力装出因为没练琴而产生的惭愧与失落，一面又煞有介事地与他讨论该期节目曲目之难得、演出人马之强大，如若错过势必遗憾良久……这种欲擒故纵的谈判伎俩每每得手，而伴随着喇叭里旋律之外夹杂着的嘶嘶声，一台双卡座的三洋9994式录音机，半瓶拧不上盖子的草莓果酱和盛开着茶叶的特大号搪瓷杯，便构成那些泛黄的记忆中周日上午的定格影像。

　　有一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小念书；上海歌剧院的林友声先生跑来找学校，要附小出三位学生与乐团合作，在“星广会”演出。当时选了比我高一届的瘦高个于巍拉大提琴，选了瓷娃娃一样的孙萍拉小提琴，选了我弹钢琴。我那会儿演奏的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K.488。那次音乐会在电台播出，家里的三洋双卡录音机再次立下首功，父亲将电台放送的实况录音转录到卡带上，在亲友间传着听。这是我第一次真实地参与电台广播音乐会，我的紧张和沾沾自喜，都在卡带的转动里一一记录。

　　再回到这个舞台，是7年前，我刚幸运地赢得人生的转折点。回国后在上海的第二场演出，就是登上“星广会”的台。经过多年的积累，“星广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品质、低票价的市民普及音乐会品牌。上午的音乐会虽说并不合适喜欢昼伏夜出的我，但听众的热情令人感动。这些年，随着音乐会一度转为电视播出，使得更多关注古典音乐的普罗大众，有机会走近古典音乐的艺术殿堂。星广会在二十一世纪所作出的拓展与延伸，正使得它不再轻易沦为一个怀旧的专属名词，而磨砺出一个活跃在当下既平易近人、却又不同凡响的传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