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利库德政府

　　达甘去年从摩萨德局长任上退休，在外界眼中，他是个老练的地缘政治观察家。阻击伊朗核计划曾是他的重要工作，然而退休后，他却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反对以色列单独攻击伊朗核设施，甚至宣称伊朗政府和伊朗总统内贾德都是理性的，指责以色列政府故意把伊朗“制造成敌人”。

　　面对记者的话筒，这位摩萨德前局长表现出对伊朗领导层的“理性欣赏”，他不赞同部分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观点——伊朗在一群疯子领导下打算毁灭整个世界，他相信中东冲突各方最终会形成“相互确保毁灭”的“恐怖平衡”局面，并由于需要考虑可能遭受的报复而不敢轻启战端。

　　达甘提到，目前美国公众都很关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政策，但这些信息主要来自以色列政府或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带有严重倾向性的机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政府奉行鹰派路线，这并不代表以色列的广泛民意”。他还提到，利库德集团在外交政策上没有突出的成绩，自从梅纳赫姆·贝京建立首个利库德政府后的30多年来，利库德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总会作出伤害国家利益的战略误判。达甘并不排除攻打伊朗作为“最终方案”，但他更倾向于美国画出的红线——不让伊朗实质生产核武器，而不是像内塔尼亚胡那样担心伊朗将铀浓缩设施移往山区。

　　达甘认为，一旦以色列对伊朗动武，“5万多枚导弹会像下雨一样落在特拉维夫。真主党、哈马斯会和伊朗联手，以色列真的会吃不消的”。达甘宣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是支持对现状不满的伊朗青年人和少数民族进入伊朗领导层。达甘早在2007年就向美国情报部门提出，应采取更多措施促使伊朗政坛发生变革。

　　不过，也有人怀疑达甘抛出反对突袭伊朗核目标的言论，可能有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放气球”的味道。以色列《国土报》之前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只有19%的以色列人支持单独对伊朗动武，多数以色列人坚持必须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因此以色列政府可能会同意“将可能存在的对伊朗动武的计划推迟至2013年”，而这个时限恰好与达甘的说法不谋而合。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色列现在有时间等待（其他解决办法），这个时间也许是两年。”

　　“豹变”的特工达人

　　这位前以色列情报头子早年对任何威胁以色列安全的目标都毫不手软，这可能与其人生经历有关。

　　1945年，达甘出生在一趟载满波兰犹太人的纳粹死亡专列上，准备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待处决，幸亏苏军及时赶到，才得以幸存。自小饱尝痛苦的达甘渴望拥有一个“安全而温暖的家”，于是在上世纪中叶移居以色列后，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国防军建设中。上世纪70-90年代，为消除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威胁，达甘亲自领导突击侦察分队，专门在巴勒斯坦人聚居区从事暗杀和破坏活动，成为以军的一架“有效的杀人机器”。

　　2002年，达甘被“铁血总理”阿里尔·沙龙任命为摩萨德局长。上任第一天，他就在办公室里挂起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一位蓄满胡须的犹太老人身裹祈祷披巾跪在地上，后面是两名纳粹士兵，其中一个手持警棍，另一个端着步枪。“这是我的外祖父。”达甘经常指着照片对来访者说：“临刑前，纳粹给他拍了这张照片。我每天都要看一眼。我发誓，永远不会让当年的大屠杀再次发生！”

　　在担任摩萨德局长期间，达甘曾指挥实施多次破坏行动，以求延缓伊朗的核脚步。比如让某些科学家“消失”、破坏实验室等。拉拢同盟则是达甘“灭核大计”的另一手段。有消息称，达甘与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或秘密或公开的交流渠道，共同讨论限制伊朗核发展的问题。

　　2010年，达甘卸任，手下对他的评价是“打击核活动”“勇往直前”“绝不收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摩萨德首长。”然而，这位昔日的“灭核先锋”离开摩萨德后仿佛变了个人，经常在公共场合与以色列政府唱反调，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巴拉克，认为他们在伊朗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

　　对达甘的言论，以色列政府似乎已不胜其烦。2011年，政府要求达甘交还其外交护照。当地媒体分析认为，此举意味颇深。通常情况下，退休高官的外交护照在自然到期前不会被要求归还，政府的做法应该是对他的一种惩戒。不过，退休的达甘似乎摆脱了束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位产生“豹变”的摩萨德前局长，一名美国记者是这样解读的：“达甘不是突然喜欢上伊朗人，而是他更明白以色列的‘安全依附者’是谁？那就是美国，美国公众一直对政府采取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非常支持，但今天他们更关心经济问题和债务问题，再加上最近在阿富汗等国遇到的难题，美国公众对擅起海外战争的行为都表示怀疑。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不识相地想把美国拖入战争，这才是达甘奔走呼吁，希望改变现状的根本动机。”　雷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