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禁鸦片，人们总把灯光聚焦在道光年间的林则徐身上，其实，清王朝全面禁烟的却是嘉庆皇帝。

　　康熙朝开放口岸通商，鸦片列为西药，允许纳税进口，规定每百斤鸦片征税银三两。鸦片纳税入关，意味着经营鸦片是合法生意。英国东印度公司乘机大量倾销鸦片，英商的入关商品，鸦片竟占六成之多。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雍正七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仅二百箱（每箱100-120斤），到乾隆五十五年已上升到四千余箱，增加二十余倍。

　　雍正朝曾颁布过禁烟法令，规定贩鸦片烟者，枷号一月，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失察之官吏交吏部严加责处。禁烟令虽明晰，但留下二个致命的缺失：仍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吸食者不见入罪，禁烟令便成了一纸空文。

　　嘉庆元年，颁布法令停止征收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宣布严禁内地种植罂粟；内外管制，切断鸦片源头。在流通环节，打击鸦片的贩运、销售者。嘉庆谕示两广总督吉庆：“惟当严密稽查杜绝，毋容透漏”，并责令驻军介入地方禁烟，军政合力堵塞贩售鸦片的流通。

　　鸦片祸患积疾日久，吸食者遍及官吏、市井民夫。嘉庆则顺势而为，颁行吸食者的定罪条例，罪罚吸食者，毫不姑息。诸如，“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供职内廷”的吸食者，情节尤为可恶，“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奴”。罪罚重于劝诫，量刑与贩售者相当；官民同罪同惩，惩官重于惩民。

　　嘉庆禁止鸦片入关，英国鸦片商却通过行贿海关官员，卖放走私鸦片。广州黄埔成为鸦片走私、卖放的集散地。诸多海关官吏均有卖放走私的劣迹，为此，嘉庆着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各督抚亲自督办，查察各口岸的海关署，“发现官员有卖放情弊者，立即严惩不贷”，轻则革职，重则入监、流放。同时，对失察者也究其刑责。嘉庆十九年，北京崇文门驻军缉获名为兴亮的鸦片烟犯。此人系广州驻防正红旗满洲骁校骑，随广东副都统萧昌进京。兴亮购鸦片十一斤，偷运入京。经查获，被革去军职，枷号一月，发配新疆；副都统萧昌虽不知情，却以失察罪惩处。嘉庆还另颁一旨，追究由兴亮案牵连的各主管官员的责任：广州将军本智用人不当，实难辞咎；粤海关署督祥绍疏于管理，使鸦片走私入境，两人“殊属疏纵，均交部议处”，按责处理。查处从严，禁烟给社会一种威慑力，正是嘉庆所追求的效果。为巩固禁烟之成果，嘉庆二十年正式颁布《查禁鸦片烟条规》，对贩售罪、走私罪、失察罪、诬告罪等刑责均作了具体规定，并增加举报、禁毒有功的奖励条规，使禁烟法制进一步趋于完善。

　　嘉庆禁鸦片力度之大是雍正难以企及的，也显现了治理的睿智和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