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韦君宜《思痛录》，注意到书中一个十分次要的细节：她说小时候语文第一册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

　　那是20年代。

　　那时候一年级小学生没几个上过幼稚园，更没有什么学前班，但他们谁不认得狗？

　　臧克家先生说过，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有一次余心清先生把他介绍给某一军官，那人听说他是写新诗的诗人，立马的反应是：“‘大狗叫，小狗跳’啊！”

　　克家先生一直记着这件事，愤愤不平，认为奇耻大辱似的，我以为不必。那人念叨的，应该也是小学国语课本上的课文，很可能是从学塾里背诵“马牛羊，鸡犬豕”，转到新式学校的初期。

　　契诃夫算大家了吧，他不是也说过“大狗叫，小狗也要叫”，来为大家名家以外的人一争发言权么！

　　何况我们以农立国，家畜家禽是财产，是朋友，也是役使或屠宰的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进入第一课，甚至占领不止一课的课文，都很正常。

　　“狗，大狗，小狗”：教一年级小学生，重直观，却用不着把狗带到课堂来，孩子们从牙牙学语就认得，大狗小狗也不难分辨。

　　我30年代末上小学，国语第一课不是狗了，是“天亮了”：紧接着第二课就是“弟弟妹妹快起来”，明白如话，不，本来就是平常话，谁不明白？

　　“毛主席万岁”：六七十年代的一年级小学生，几乎从一出生，朝夕相对的，耳熟能详的，家里总也供奉着画像、塑像，广播里该听过犹如潮涌的山呼万岁之声，老师由此及彼可讲的也很多吧。

　　几十年后，见到一些老师们讨论改进语文教学的文章，说到语文课本的一些课文，未免太政治化了，大概所指就包括“毛主席万岁”这一类，毕竟才一年级，离上天安门接受检阅喊口号还远呢。

　　从50年代初贯彻小学“五年一贯制”就是学苏联；不知道当时的苏联，是不是开宗明义第一课就是“乌拉（或译万岁）！斯大林”。

　　如果是的话，斯大林逝世后怎么讲呢？或者改成“乌拉！赫鲁晓夫”？

　　从便于小孩子进入形象的境界来说，我以为“狗，大狗，小狗”，“天亮了”，的确更亲切，生活化，容易接受，进而引起对语文课的兴趣。

　　不过，我忽然想起，六七十年代小孩子对“狗，大狗，小狗”已经陌生，因为城里早就不让养狗了，狗不常见，更不是天天可见，处处可见了。

　　“天亮了”还行，天天要天亮的。其实，只要跳出窠臼，打开思路，可作开蒙第一课的，又何止于“天亮了”呢。

　　声明：说这番话，不是想提议小学语文第一课回到“狗，大狗，小狗”去，虽然今天的孩子们又都认得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