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整理书房时，觉得实在是空间有限，书刊塞得太满了，想找一本急用的书，竟要付出不少搬移之苦，于是狠下心来，让人来拉走了十几纸箱不再需要的书刊。其中就有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几乎是全套的《译林》《读书》和《诗刊》杂志。不过，1979年出版的那期《译林》创刊号，我倒没有舍得送人。这本创刊号保存得很好，几乎像没有翻动过一样，除了正文纸张有些发黄了。我喜欢创刊号的那个朴素简洁而又大气的套色封面，那是由“Yilin”的汉语拼音演化成的几株挺拔的绿树，背后是一片繁茂的树林，象征着明天的文学“译林”的繁茂与生机。

　　创刊号上全篇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畅销全球的推理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此举也就此奠定了《译林》后来的两大特色：一是每期都会不惜篇幅，完整刊载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译作，三十多年来未改初衷；二是在选择译介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时，视野开阔，肯为大众读者着想，较多地容纳了诸如探案、推理、悬疑、商战、特工、豪门、惊悚、玄幻、纯爱、迷情等等“类型小说”和畅销作品。这种不避“通俗文学”嫌疑的独立个性，《译林》也坚持了三十多年。

　　据说，《译林》创刊之初，有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就为创刊号译载了《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向中央有关领导投书，对《译林》所倡导的文学“品位”，提出过批评。这是那个年代和那种文化政治环境下的“时代症”，时过境迁，事实早已证明，《译林》的胸怀、眼界、品位是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她从创刊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紧追世界文学畅销热点、尽力做到雅俗共赏的“海派风格”。我想，这也是大众读者愿意追捧这本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多见的外国文学杂志的主要原因吧。

　　实际上，《译林》创刊初期，也曾拥有钱钟书、杨绛、卞之琳、戈宝权、冯亦代、王佐良等二十多位国内一流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学者担当编委。直到今天，在她最新一届编委名单里，依然有王宁、王守仁、王理行、刘文飞、许钧、杨武能、陆谷孙、陆建德、陈众议、金圣华、赵德明、郭宏安、顾爱彬等译界名家。有这样两份声名赫然的译文专家名单，我相信，读者们大致是不用去怀疑《译林》的文学品位的吧。

　　从2013年第一期起,《译林》又来了一次“华丽转身”，从开本、整体设计、栏目位置、正文版式，甚至包括纸张和印制风格等，都作了全新的调整。开本变得阔大，大量彩色图片的引入，几乎与世界文坛热点同步的作家访谈、动态报道、大奖点击、新书速递等栏目，以及诗歌、随笔、热点巡礼等内容在刊物位置中的前移，打破了许多刊物中常见的四平八稳的陈规，使《译林》更具有文化时尚感和“国际范儿”。这种面貌的改变，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风尚，对于获得年轻一代读者的认同，吸引“新新人类”参与世界文学的纸质阅读，都可谓用心良苦。

　　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曾有一个出自个人深刻体验的联想：好比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但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绿原说，这种本领，在许多爱书人和读书人身上也不难发现。面对2013年全新面貌的《译林》，我突然觉得，自己这种劳蛛结网似的本能又重现了。就是说，不久前才把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译林》送给了他人，现在忍不住又想积存新的《译林》了。